《戰略研究入門》

　　一門學術領域要受到重視並且有系統的發展，有若干條件。近日在網路上看到一種意見，那是從學 術界的現實面來看的：學術領域的發展需要的是大師級人物、其經典著作、及桃李滿天下的學生。這要算是一種外在條件，我想還需要一種內在條件，那就是獨門的 方法論。這個內在條件反映在外部，就是需要有大師級人物寫出一部方法論的經典著作。

　　戰略研究發展至今已有約半個世紀，淡江戰略所成立 也已有四分之一個世紀，我這個不成才的學生在此也打滾了二點五個年頭，我卻從來不曾看過或聽過有戰略研究方法論的專書。在這個領域裡，被冠上方法論的中文 專書只有兩本：其一是陳偉華老師的《軍事研究方法論》，其二是胡敏遠的《野戰戰略用兵方法論》。第一本的範圍僅限於軍事，第二本更是只處於一個模糊地帶， 介於「野戰戰略研究的方法論」與「野戰戰略的用兵方法之討論」中間。若是國外已有這樣一本方法論的專書，戰略所的老師沒有理由不知道，並且應急於引入國 內。

　　事實上，戰略研究方法論的專書不能說是完全不存在，只是並未被冠上方法論之名。在國內最經典的就是鈕先鍾的《戰略研究入門》，這 本書的主題是解釋：(1)什麼是戰略和戰略研究，(2)怎樣從事戰略研究，(3)為什麼要研究戰略。就全書設計而言，重點是是放在如何研究戰略的問題上。 所以，雖然書名不叫方法論，但實際上和方法論已是幾無二致。

　　大師有了，經典也有了，缺乏的只是桃李滿天下的學生，還有以這本書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的研究。雖然可說是經典，但還是需要非常多的修正和補充，這是非常急迫的工作。否則只能眼睜睜看著戰略研究發展的遲緩，以及其備受輕視。

戰略概念漫談

　　對於戰略研究，入門第一堂課就是「什麼是戰略」，這是個基礎的大哉問，在往後不斷學習的過程當中，仍要隨時回過頭來檢視這個問題。似乎是因為如此，鈕老師一門特別重視概念界定，鈕老師自己也說過，埋首在戰略研究的領域裡，偶爾也會有一種不清楚自己究竟在研究什麼東西的感覺。相較於國際關係，至少就我個人在外交系學習的經驗來看，在第一節課讀了外交的定義之後，就再也不需要去問「什麼是外交」，或者「什麼是國際關係」了。在這樣的環境下，加上缺乏方法論的訓練，國際關係的學生對概念界定的重視，似乎是不如政治學的學生，也不如戰略研究的學生。（政治學的學生不等於政治系的學生，戰略研究的學生也不等於戰略所的學生，特此說明。）

　　在問過了「什麼是戰略」之後，第二個問題就是「戰略與政策的關係為何」。在我接觸戰略研究之前，很自然的認為戰略的位階高於政策，大部份的人好像都跟我一樣。我第一次看到不一樣的意見，那是在鈕老師的《大戰略漫談》裡，他列出來階層是「國家利益→國家目標→國家政策→國家戰略」，我完全被他衝擊到了。

　　戰略的定義跟政治一樣，可以列出一拖拉庫，可是給政策下過定義的人好像屈指可數。在比較早的時代裡，政策是平時的指導，相對的，戰略就是戰時的指導，兩者之間的界線是非常明顯的。自從克勞塞維茲提出「戰爭是政策的工具」之後，「戰略受政策的支配」就成為一個被普遍接受的規則。也許必須再強調一次，在這個年代，戰略只具有軍事意義，而政策只具有政治意義。

　　大約自從李德哈特提出大戰略，薄富爾提出總體戰略之後，平時也有戰略的想法慢慢普及了，但也產生一個學術上急待解決的問題，戰略與政策的概念似乎開始混淆了，令人不得不去更精確的界定這兩個概念。暫且撇開政策的定義，戰略的定義同樣是令人頭痛，這個字彙的廣泛使用，似乎有脫離其本身概念的傾向，簡單的講就是被濫用了，被濫用的結果就是像「民主」這個詞彙一樣，指導性被降到最低。

　　從小克、小李，到薄富爾這一路的發展，都一貫的認為「戰略受政策的支配」。其實小克和小李所使用的戰略概念都還是軍事性的，所以薄富爾的看法就顯得比較重要。他在《行動戰略》裡畫了一條界線：政策是主觀的，戰略是客觀的；根據政策的目的，戰略才能選擇其目標，並採取手段。以上可以說是戰略研究一路發展出來的一種「正統」的架構。今天在台灣的國際關係領域裡，顯然普遍認為戰略的位階高於政策，但卻又並未建立出一個完整的架構。此外，越來越多人使用「外交戰略」這個詞彙，同樣也幾乎沒有人嘗試界定它的概念，這種情形也許是以匪區最為嚴重。在我看來，「外交戰略」一詞被使用之處，根本是和「外交政策」沒有差別。

　　在台灣，或者說在華語區，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strategy一詞應如何翻譯。一般認為最初「戰略」是日文翻譯，在清末民初傳入中國，直到現在一直都是法定軍事術語。目前企業界則是譯為「策略」，在此有必要引用鈕老師的看法來說明：

　　目前工商界又常把「strategy」譯為「策略」，這也未嘗不可，但他們卻似乎不知道「strategy」本來是軍語，而把「strategy」譯為「戰略」也已有將近百年的歷史。……西方人將戰略觀念應用到非軍事領域時，仍保持原有名詞不變，並未另創一新名，只是擴大其解釋而已。所以在我國若用「策略」來代替「戰略」，則不僅會一名兩譯，徒增困擾，而且也適足以顯示一般社會人士對於戰略原義缺乏了解。所以，……我們所說的「戰略」其原義即為英語中的「strategy」。我們只使用這一個名詞，也只有一種解釋。其他的名詞則最好不用，以免導致誤解。（《戰略研究入門》　第一章》）

　　在我看來，其實企業界也用得習慣了，總是不好叫人家更改。但是我們必須了解，翻譯這個事沒那麼簡單，雖然「戰略」與「策略」這兩個詞彙都可譯為「strategy」，但並不代表兩者可以完全等同視之，有必要去追溯他們在中文世界裡的根本語意。根據我個人不負責任的看法，「策」隱含有「政策」的意思，所以「策略」一詞較接近古代所說的「政略」，翻成白話文就是「政策的戰略」。

　　另外，賽局理論的研究也習慣翻譯成「策略」，我個人不負責任的猜測，因為賽局理論發源於經濟學，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經常是工商業，所以兩者的翻譯自然是同一套系統。

　　最後要提一下張亞中的《國際關係總論》裡對「外交政策」所下的定義：「外交政策是一國處理對外關係時所運用的官方策略。」我想以一個學生的身份，應該可以不用顧忌的大肆批評。這個定義非常糟糕，它使用「策略」這個詞彙，卻又沒有賦予界說，而且它的內在邏輯已經把「政策」和「策略」畫上等號。多詞一概念或是一詞多概念通常只會製造更多問題而已。事實上，戰略研究裡也還有很多概念需要界定，不應只對國際關係苛責。

　　也許會有人對我說：「你想這些有的沒的幹麻？管用就好啦！」我想起小克在界定完戰略和戰術的概念之後，他好像深恐別人會對他說這種話，所以他把話說在前頭：

　　一定有讀者認為，沒有必要把戰術和戰略這兩個十分接近的事物做如此細緻的區分，認為這對作戰本身沒有直接作用。可是任何理論首先必須澄清雜亂無章的、甚至可以說是混淆不清的概念和觀念。只有對名稱和概念有了共同的理解，才可能清楚而順利地研究問題。（第二篇第一章）

　　又也許有人會對我說：「我是讀國際關係的，戰略家說的話我不想聽。」對於這樣的人，我只好再引用呂亞力在《政治學方法論》裡提到的看法：

　　概念構成陳述語的內容，從某種角度來看，說它們呈現科學的「內涵」，並不為過，因此研究者對概念的形成與應用，不能不慎。當一門學科發展的早期，描敘與通則均以日常語言表示，概念也都採自日常語言，此種概念具有數項缺點：（一）缺乏精確性；（二）使用上不一貫：在不同情況下，同一概念的意義可能並不完全一致；（三）其所組成之通則的解釋與預測能力頗為有限。因此，隨著學科的進展，日常用語的概念必須漸為科技的概念（technical concepts），或建構的概念（constructed concepts）所取代，才能促進學科進一步的前進。

[轉載] 戰爭論譯序

　　本文為軍事譯粹社於一九八零年出版的《戰爭論》中譯本的譯者序言，這本書可能是鈕老師一生中最重要的譯作。鈕老師在文中提到：「雖不說是標準的中譯本，至少就目前而言要算是最佳的中譯本。」事實上，即使仍有若干缺陷，我相信這一版的中譯本到今天仍然是最好的。

　　這篇文章包含鈕老師對嚴復翻譯理論的見解，及鈕老師本人從事翻譯的原則，並且說明了翻譯本書的動機與目的。可惜本書早已絕版，軍事譯粹社也不復存焉，會接觸《戰爭論》的人已經是少之又少，在這些人當中曾經閱讀此一譯本的人更是幾稀。這一篇文章若是就此埋沒，實在是可惜之事。今天應該已經不會有版權的問題了，所以特別私自轉載於此，希望能夠有更多人閱讀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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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對于人類文明的進步具有極大貢獻。在任何國家之內懂得外國語文而又有機會閱讀外國語文而又有機會閱讀外交書籍的人畢竟只佔其總人口中的極少數，如困沒有翻譯則思想溝通和文化交流將不可能。但翻譯並非一件輕鬆的事情，那的確是相當困難，而且還要求非常認真的工作態度。

　　翻譯也並非人人可得而為之的事情，要想從事翻譯工作的人至少應該具備下述三種條件：（一）對于其所翻譯的兩種語文必須精通，有時更需了解有關的其他語文；（二）對于所譯的內容必須完全了解，具有真正專家的程而不能假充內行；（三）必須有高度的智慧和豐富的常識，必始能觸類傍通，譯得恰到好處而不至于鬧笑話。以上所云還只是指一般書刊的譯者而言，如果想譯具有高度學術水準的世界名著，則所需要的條件也就必須更嚴格，尤其是以第二項為然。

　　能夠達到這種標準的譯者並不多，所以譯出來的書雖然汗牛充棟，但嚴格的說，卻是好的少而壞的多。所謂好與壞的標準又應如何確定？嚴幾道（復）所說的「信達雅」三字到今天還是為人所樂道。簡言之，照一般人的想法，能夠「信達雅」的就是好，不能夠的就是壞。然則這三個字又應如何解釋？這似乎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請先看嚴氏自己的說法：「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以上所云僅限于信達二字，對于雅字嚴氏又有解釋如下：「易曰『修辭立誠』（信），子曰『辭達而已』（達），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雅）。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

　　上面這些引述非常重要，假使不曾看過則也就不能了解嚴氏所謂「信達雅」的真正意義。概括的說，所謂「信達與我們今天的一般解釋尚無太多區別，不過他所主張的如何達到「信達」標準的譯法又還是和我們現在的想法不同，這且留在下文中再討論。在此必須提醒大家注意的卻是其對于「雅」的解釋。

　　嚴氏所說的「雅」就是典雅的古文，他認為必須用那樣的文體來譯書，否則就是「言之無文」，于是也就會「行之不遠」（不能流傳）。他自己又還這樣說：「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根據這些原始資料，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雅」字是大有商榷之餘地。（註：嚴　氏原文均引自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明倫出版社印行。）

　　嚴氏所謂的「雅」就是要用「漢以前字法句法」，若照個標準來評估，則所有現代譯品應該都是俗不堪耐，至少沒有一件是夠雅的了。嚴氏又有一種奇怪的想法，認為用古文反而易于表達西方語文的原意，更是令人感到莫測高深。

　　我們不必對嚴氏的理論作太多的批評，但可用事實來證明他的錯誤，那就是他本人所譯的書的確譯得很壞，既不信又不達。其原因有兩點。第一點就是深受此種求雅動機的限制。他一心只想把古文做好，而忽視了其主要任務──翻譯。他自己埋怨著說：「行文欲求雅，有不可闌入之字，改竄則失真，因任則傷潔。為了這種困難，他曾向當時的古文大師吳汝綸（不通西文）求教，後者的答復是「與其傷潔，毋寧失真。」由此可以看出雅（潔）與信（真）是很難可存。

　　第二點也許更重要，那就是嚴氏所採取的譯法也大有疑問。他說：「原書文理頗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譯，必至難索解人；故不得不略為傎（顛）倒，此亦中文譯西書定法也。」又說：「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傎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背）本文。」又說：「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令仿此為譯則恐必不可通。」

　　今天我們做翻譯工作的人有一條公認的規律，那就是雖然不一定要「字對字」（字比），但一定要「句對句」（句次），所以很諷刺，想不到今天我們所採取的正確路線也正是他所認為行不通的路線。反而言之，用嚴氏所主張的方式來譯書，其結果也就自然是既不又不達。所謂不信者是指其與原文根本不符合，所謂不達者是不僅很少有人能看得懂，而且即令能懂，所懂的也只是嚴氏本人的文章，那與原著相差可能在十萬八千里以外。

　　所以一向被人推崇的「譯界祖師」嚴幾道先生所什的事情根本就不是翻譯。其至于他自己也說：「題曰達恉，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總結言之，嚴氏對于翻譯這一行的貢獻實遠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重大，而「信達雅」之說雖常為人所引用，但至少就嚴氏的原意來解釋，用來作為衡量現代譯品的標準也並不完全適當。本來時代是進步的。嚴氏是十九世紀末葉的人，即令在當時化的思想和文章可以算是開風氣之先，但到今天（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有許多地方會變得不合時宜，這也是自然之理，實不足怪。然則我們在今天又應用什麼標準去衡量譯品的好壞呢？我們人也認為有三項標準：（一）信賴（Reliable），（二）可讀（Readable），（三）負責（Responsible）。因為這三個觀念的英文字都是以Ｒ為首，所以我就把它們簡稱為「三Ｒ原則」。現在就簡釋如下：

　　（一）「信賴」與「信達雅」的「信」固然是非常接近，但意義並不完全相同。所謂「信」者，其意義就是不失原文的真象，換言之，也就是說譯文與原文的差異僅為文字之不同，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應該是完全一樣。更進一步說，如果譯本能夠達到這樣的標準，則讀者雖不讀原書而只讀譯本，其所獲得的知識和印象應該是和讀原本時幾乎完全一樣──這自然只是理論，事實上，其間多少總還是有一點差異，但這種差異又至少應該不太重要。合于這樣標準的譯本也就可以獲得讀者的「信賴」，那也就是說讀者相信這種翻譯是可靠的，他雖然不懂原文也未讀原書，但他却敢于相信讀了譯本之後，其收獲是和讀原本時玉少是並無太大的差異。所以「信」是對原文而言，「信賴」是對讀者而言。前者也可以算是後者的先決條件。一本好的譯作必須具有「可靠性」（Reliability），也就是說它應能獲得讀者的信賴。

　　（二）「可讀」與「信達雅」中的「達」也很接近，但其間也有微妙的差異。所謂「達」，其意義就是「表達」，那也就是說譯者自信已用翻譯的手段把原文的意義完全表達出來了。儘管譯者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像嚴幾道先生那樣），自問已經把原意表達無遺，但他能否通過讀者的考驗，那又是另外一個問題。必須讀者認為可讀，然後才能算是真正的「達」了－僅憑譯者自己的認定還是不夠。所以「達」是主觀的，事實上，任何譯者也幾乎都自認為其譯品己將原意表達無遺；而「可讀卻是客觀的，必須讀者認為是可讀，才是真正的可讀。一件好的譯品必須有高度的「可讀性」（Readability），不僅是譯者自認為「辭達而已」。

　　（三）譯者在從事翻譯時必須保持一種「負責」的態度，也就是說他負有一種「責任」（Responsibility），這又可以分三方面來說：他必須對原作者負責，他必須對讀者負責，同時他也應對他自己負責。所以翻譯是一件非常認真（serious）的工作，譯者必須鄭重其事而不可掉以輕心。假使犯了錯誤，也就對不起原作者，對不起讀者，甚至于也對不起自己。尤其是假使讀者是不懂外文的，想透過譯本以來吸收外來的學識，如果譯得不忠實，則這種行為也就無異於詐欺。所以好的譯品必須具有高度的責任感。任何譯者在著手翻譯某書（尤其是高水準的學術名著）之前，必須鄭重考慮自己的能力是否勝任，而不可率爾操瓠，以至于自誤誤人。

　　以上所云都是有關譯事基本原則，我在這裡提出也正是藉以說明我譯這本書－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時所採取的態度，和希望達到的標準。

　　今天在台灣，我應該可以算是一位老牌的「職業翻譯家」（professional translator），雖然我還不敢說是第一位資深的。從「軍事譯粹」創刊算起，我做這種工作並以軍事和戰略為主要領域的時間是已經屆滿二十八年（軍事譯粹創刊于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一日）。把過去從事翻譯工作的時間也加入計算，則我敢大膽的說我已經是積四十年之經驗了。雖然有這樣長久的工作經驗，而且所譯的字數究竟有多少萬言，連我自己也都搞不清楚。但是嚴格說來，其中可以算是譯很好的作品並不太多，尤其是到了今天，我的確常有「悔其少作」之感。因此，到了垂暮之年（我生于民國二年已經年近七十），的確想再譯幾本較好的作品，這樣也許才可以不負「老牌」或「首席」的虛名。這也就是我決心重譯「戰爭論」的理由。談到「戰爭論」的翻譯，這已經是第三次，也是我自認為最認真的一次（關于我過去翻譯戰爭論的經過可以參看本書附錄：「戰爭論精華譯者序言」）。

　　為什麼我不譯其他的名著而願把一年多的時間用在這本書上呢？主要的是因為這是一本真正的不朽傑作而且也的確值得研讀，但却非常遺憾，國內始終還是不曾有一本好的全譯本。這又並非完全是因為過去譯得不好，當然譯得不算好也是事實（我個人也有責任）。不過，主要的原因却是所翻譯的原本本身出了問題。過去所譯的原本都是經過竄改的第二版，而並非一八三二年的第一版，只有一版才完全是克勞塞維茨的手筆，才能真正代表他的思想（詳細說明見本書原序，導言，及附錄）。

　　此外，我也還有一個私人性的動機。我這個人雖然讀書千卷，譯著等身，假使今天死去，也還是與草末同朽，這一點微名也許過了三年五載就再也一有人知道了。但我若把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好好的譯成中文，雖不說是標準的中譯本，至少就目前而言要算是最佳的中譯本。則今後有人讀這本中文的「戰爭論」一定也就會連想到譯者是誰了。換言之，我是希望能附驥尾以求不朽。照我個人判斷，即令在三百年後，「戰爭論」這本書也還是會有人讀。

　　僅憑這一點私心，讀者即應能想像我對不這本書的翻譯是看得如何認真。誠然，就翻譯而言，我應該夠資格說得上是駕輕就熟，但事實上，在翻譯的過程中我還是遭遇到不少的困難，尤其有些地方也不敢自認為滿意。在此又有兩點必須向讀者說明：

　　第一這是一本從外國文翻譯出來的書，所以在形式上和語法上都受到原文的限制。尤其是所譯的是像「戰爭論」這樣的經典名著，譯者真是戰戰兢兢，生怕對原文有失真之處，不特不敢任意增減，而且也的確感到心理上的壓迫。有時文字不免生硬，辭意不免隱晦，那也是毫無辦法，因為原文本來就是如此。但我希望能做到的是讓讀者能夠接觸克勞塞茨本人的思想，那是一點都沒有摻假的，至于了解上的困難，即令在讀原書時也是同樣的無法避免。還有所謂「中文化」者就翻譯而言也有一定的限度，若超過那種限度則也就不成其為翻譯了。

　　第二是一種更難克服的先天困難，任何兩種語文之間多少都有一點差異，當然，同一語系的，這種差異也就比較小，例如在德文與英文之間就是如此；但在中文與西方文字之間的差異却相當巨大。對于這種先天的差異，譯者無論如何努力也都是不能完全克服。不過所幸我們近來對于西方的語法已經逐漸習慣，所以這種困難也就不像過去那樣嚴重了。以上二點是譯本書時所遭遇的主要困難，特別在此提出，希望讓讀者能先有一個心理上的準備，這樣也就反而可以幫助他的了解。

　　我翻譯這本書時的確付出了不少的心血，但本社為了出版這本書所作的努力可能還要更艱巨。這完全應歸功于本社社長文忠輝先生。我早就曾經告訴大家（在「戰略思想與歷史教訓」的序言中）：我是一個道地的書呆子，本社的業務近年來完全是靠他一人支持。而他在非常艱苦的環境中居然還能將這樣一本巨著付之出版，其魄力的雄厚和毅力的堅忍，實在是令人佩服。如果沒有他的努力則本書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版，所以我應該向他表示由衷的謝意。

　　今年正是克勞塞維茨誕生二百周年紀念之年，也是人類歷史跨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起點，同時又是我中華民國的自強年。所以本社出版這一本巨著實寓有深意在焉。我誠懇的希望這本書不僅能夠將這位兵學大師的思想介紹國人，而且還能提供啟示，幫助我們迎接未來的挑戰，和指引我們走向自強復國的康莊大道。

鈕先鍾序于台北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元旦

對戰略的普遍誤解

　　去年一月剛結束了我的碩一生涯，趁著空檔到處尋找不久即將用到的《西方戰略思想史》，當時在博客來已經訂不到這本書了，印象中在政大書城曾經看過一系列麥田出版的書，所以就去碰碰運氣。很幸運的，架上剛好有貨，而且還有《戰爭論精華》、《戰略論》、《戰爭指導》、《孫子三論》，我猶豫了幾分鐘就憑著一股衝動，把五本書全買下來了。現在回想起來，幸好那時候當機立斷，否則除了《戰略論》之外，其他書都已經缺貨很久了。其中《孫子三論》當時才再版不過幾個月，現在好像也賣光了。

　　當天剛好婉玟和慧文都在圖書館，我就把她們兩個召喚出來聊天。慧文一看到我買的五本書，就說：「你不覺得看這些書很殘忍嗎？」推究她的想法，大概是覺得戰爭很殘忍，所以就自然認為讀戰略書籍很殘忍。我已經忘了當時是怎麼回應的了，只記得並沒有回應得很好，也沒能夠改變她的想法。我相信會有這種想法的人所在多有，想到這裡，我又忍不住流露出那似乎是天生的傳教士精神了。

　　其實富勒在他的《戰爭指導》裡，已經對慧文的這個問題提出適當的回應了，他在序文第一段就這麼寫：

戰爭的指導，像醫道一樣，是一種藝術。醫師的目的是預防、治療、或減輕人類身體上的疾病；所以政治家與軍人的目的也就應該是預防、治療、或減輕國際「身體」上的疾病，那就是戰爭。很不幸的，這種道理卻是很少有人知道，到了今天，醫療的藝術已經被位置在一種科學化的基礎之上，可是戰爭的指導卻仍然滯留在煉金術的階段中，更壞的，是在目前這個世紀中，它又已經退步到一種毀滅和屠殺的野蠻形式了。

　　富勒又說，人們對於醫學院的學生從事疾病研究並不以為意，但是對於有人從事戰爭研究卻頗有微辭，如果認為研究戰爭是一件殘忍的事，那麼也應該認為研究疾病是同樣殘忍。如果認為戰爭本身殘忍而不加以研究，就如同認為疾病本身殘忍而置之不理，結果只是更殘忍。李德哈特也說過，想要避免戰爭，必須先了解戰爭。

　　說到這裡，又想起更久以前曾經跟核工一起吃飯，我提到大戰略的目的是贏得和平，其實這句話也是李德哈特說的。核工聽了似乎不以為然，笑著反問我說：「你真的相信這種事嗎？」我感覺到他的笑容帶著輕蔑之意。我當時不知該怎麼回應，好像也沒有說什麼。

　　如果現在有機會再跟他聊到這個，我會告訴他，當他提出這個質疑的時候，已經分不清楚實證性和規範性的差別了。第一，即使過去有大量戰爭只是因為有人窮兵黷武而發生，但那並不代表戰爭中的戰略可以不必考慮戰後的和平。第二，大戰略的概念和傳統的戰略已經有所不同，傳統戰略的概念只侷限於軍事，甚至限於戰爭，但今天大戰略一詞早已超越軍事的範圍了。

　　我相信仍然有很多人對於戰略之為物有所誤解，這意味著戰略研究的推廣亟需加強，若是普羅大眾對戰略都能有適當的了解，政府要員也許就都能認識到戰略的重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