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政治思想精華之所在，就是他的仁政思想，退可以保其民，進可以王天下，其基本條件要求為政者先保有其不忍人之心，也就是惻隱之心。孟子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所以行仁政的基本條件並非苛求。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公孫丑上6） 也就是說行不忍人之政的根本，在於人的不忍人之心，而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關鍵，在於「推恩」。齊宣王見有人牽一頭牛用以釁鐘，齊宣王不忍此牛「無罪而就死」，於是下令「易之以羊」，孟子認為此心即不忍人之心，而且「是心足以王矣」，但是齊宣王「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因為沒有「推恩」，將其不忍人之心由施於禽獸以至於施於人民。孟子又說： 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梁惠王上7） 因此行不忍人之政的關鍵在於「推恩」。以上的論述，都是為了回答齊宣王一開始的問題：「德何如，則可以王矣？」孟子回答：「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然而「保民而王，莫之能禦」的道理何在？孟子做了一個比喻，禾苗在七八月間遇上了乾旱，自然會枯槁，但是如果天上湧起烏雲、降下大雨，禾苗又立刻蓬勃地生長起來了，像這樣的情況，有誰能夠阻擋呢？孟子接著說：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梁惠王上6） 由此看來，推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其結果就是可以「保民而王，莫之能禦」。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說法也許難免失之迂闊，於是孟子又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離婁上1）即使能推其不忍人之心，卻無適當的法令制度加以配合，其結果就是「不足以為政」，因此欲推行仁政，「善」必須與「法」配合，才能夠有所做為。可惜孟子接著又說：「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這一點成為孟子思想的致命傷，戰略必須因時制宜，豈可全遵照古法？但從戰略研究的角度來看，若能對孟子思想稍加修正，對於「先王之法」若能「不以法為守，而以法為用」[1]，或許未有不可。
2008年1月11日 星期五
孟子論戰略－仁政的內涵
孟子論戰略－戰略思想之所在
孟子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相對於孔子的中心思想為仁，孟子的中心思想則為義，後世研究《孟子》一書的思想，學者及著作均所在多有，然而專以《孟子》的戰略思想為焦點的研究，就有如鳳毛麟角了。 戰略的內涵可以包括四個方面：政治、經濟、心理、軍事。其中政治戰略所指的政治，與政治學上所說的政治不盡相同。政治學所涵蓋的範圍甚廣，而政治戰略所言之政治，是完全以積極面作為考量。[1]不僅是政治，戰略所探討的經濟、心理、軍事也都必須是積極的。所謂積極，或許可以說是持有目的與手段的意識，是「有所為而為」的，並且有藉以達成目的的方法。 孟子的戰略思想常在他與各國諸侯的對話中透露出來。孟子問齊宣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齊宣王說：「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於是孟子推敲說：「然則王之大欲可知已，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梁惠王上7）以齊宣王的「大欲」為目的，孟子所提出的方法，簡單的說，就是「行仁政」然後才可以「王天下」，因此孟子的戰略思想就是包含在他所提倡的仁政思想。 [1]中華戰略學會，《認識戰略》（台北：協聯印書館有限公司，1997年），頁306-307。
孟子論戰略－人性向善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滕文公上1），因此過去一般認為孟子主張「人性本善」，傅佩榮則提出不同的看法。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心之四端，是人心在特定情況下，對特定對象的趨力，亦即要求自己付諸行動的力量。此力量分別針對「仁、義、禮、智」，這四者才能算是善，所以心的四端是向善的力量，如此看來這樣的心性觀點並非一般所理解的人性本善。[1] 孟子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告子上2）也就是說，順著人性，就可以行善也應該行善，正如順著水性，就可以向下也應該向下流。這個比喻清楚肯定了「人性向善」。[2]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告子上6）這句話是理解孟子性善的關鍵。孟子所謂的「善」，是指「可以為善」，而非本來就是善，而且這種「可以不是由外而來的」，是「乃若其情」所展現出來的。[3] 孟子所有思想的基礎，是建立在他對人性的看法之上的，因此對於政治哲學的主張之傾向，必然是和其基礎的思考架構有關。[4]有了「人性向善」的理解之後，就可以更清楚的理解國君何以順其「不忍人之心」以行「不忍人之政」。
孟子論戰略－功利意識
孟子的義利之辨是其思想的基本假定，若不能先對此有一定的認識，則很難做出有意義的批評。在《孟子》書中，開篇就點出了其基本假定。 梁惠王對孟子說：「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所以言義不言利，自有其時代背景，孟子見急功近利的社會風氣日盛，因此面對梁惠王時才以「仁義」取代「利」。孟子接著說：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1） 孟子的說明，顯然存在著一種「利」（不同於孟子所反對的「利」），這種「利」是一個可以從「義」得致的「政治後果」，這個政治後果從「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中可以看出。[1] 鈕先鍾認為，急功好利正乃戰略家之大忌，此種心理病態必須徹底革除。戰略家應有遠大的眼光，弘毅的度量，所計者應為百年之功，所謀者應為萬世之利而萬不可只計較一時的得失。[2]孟子認為言利則「國危矣」，言義則無「後其君者」，顯然這所追求的是更廣大、更長遠的利益。所以孟子雖不言利，然而利在其中矣！ 與其說孟子言義不言利，不如說他贊成「義之利」，反對追求「不義之利」。「不義之利」非但不是真正的利，反而是有害的，對於國君而言，甚至可能招來殺身之禍，「義之利」才是真正的百年之功、萬世之利。因此，孟子並非反對「利」，更不可因孟子不言利而指其反對戰略。在認識了孟子的義利之辨以後，我們可以了解孟子所抱持的功利意識，使他的思想更接近大戰略思想。
2007年11月26日 星期一
鄉愿
萬章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孟子‧盡心下37）
在論語裡面可以看到孔子討厭鄉愿，孟子更是大鞭鄉愿。我以前跟萬章一樣，我也想問「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看了《孟子》的這一段，我好像懂了。
人有千百種，一個人的為人不可能千百種人都稱善，一定會有所批評。所以如果對於某個人千百種人都稱善，那一定是他「閹然媚於世」，所以孔子才會「以為德之賊」。或許孔子和孟子都是因為受到批評才有感而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