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論戰略－功利意識

孟子的義利之辨是其思想的基本假定，若不能先對此有一定的認識，則很難做出有意義的批評。在《孟子》書中，開篇就點出了其基本假定。

梁惠王對孟子說：「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所以言義不言利，自有其時代背景，孟子見急功近利的社會風氣日盛，因此面對梁惠王時才以「仁義」取代「利」。孟子接著說：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1）

孟子的說明，顯然存在著一種「利」（不同於孟子所反對的「利」），這種「利」是一個可以從「義」得致的「政治後果」，這個政治後果從「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中可以看出。[1]

鈕先鍾認為，急功好利正乃戰略家之大忌，此種心理病態必須徹底革除。戰略家應有遠大的眼光，弘毅的度量，所計者應為百年之功，所謀者應為萬世之利而萬不可只計較一時的得失。[2]孟子認為言利則「國危矣」，言義則無「後其君者」，顯然這所追求的是更廣大、更長遠的利益。所以孟子雖不言利，然而利在其中矣！

與其說孟子言義不言利，不如說他贊成「義之利」，反對追求「不義之利」。「不義之利」非但不是真正的利，反而是有害的，對於國君而言，甚至可能招來殺身之禍，「義之利」才是真正的百年之功、萬世之利。因此，孟子並非反對「利」，更不可因孟子不言利而指其反對戰略。在認識了孟子的義利之辨以後，我們可以了解孟子所抱持的功利意識，使他的思想更接近大戰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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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俊宏，〈孟子仁政思想的開展（上）〉，《鵝湖月刊》，第25卷，第11期（2000年6月），頁14-21。
[2]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9月），頁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