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概念漫談

　　對於戰略研究，入門第一堂課就是「什麼是戰略」，這是個基礎的大哉問，在往後不斷學習的過程當中，仍要隨時回過頭來檢視這個問題。似乎是因為如此，鈕老師一門特別重視概念界定，鈕老師自己也說過，埋首在戰略研究的領域裡，偶爾也會有一種不清楚自己究竟在研究什麼東西的感覺。相較於國際關係，至少就我個人在外交系學習的經驗來看，在第一節課讀了外交的定義之後，就再也不需要去問「什麼是外交」，或者「什麼是國際關係」了。在這樣的環境下，加上缺乏方法論的訓練，國際關係的學生對概念界定的重視，似乎是不如政治學的學生，也不如戰略研究的學生。（政治學的學生不等於政治系的學生，戰略研究的學生也不等於戰略所的學生，特此說明。）

　　在問過了「什麼是戰略」之後，第二個問題就是「戰略與政策的關係為何」。在我接觸戰略研究之前，很自然的認為戰略的位階高於政策，大部份的人好像都跟我一樣。我第一次看到不一樣的意見，那是在鈕老師的《大戰略漫談》裡，他列出來階層是「國家利益→國家目標→國家政策→國家戰略」，我完全被他衝擊到了。

　　戰略的定義跟政治一樣，可以列出一拖拉庫，可是給政策下過定義的人好像屈指可數。在比較早的時代裡，政策是平時的指導，相對的，戰略就是戰時的指導，兩者之間的界線是非常明顯的。自從克勞塞維茲提出「戰爭是政策的工具」之後，「戰略受政策的支配」就成為一個被普遍接受的規則。也許必須再強調一次，在這個年代，戰略只具有軍事意義，而政策只具有政治意義。

　　大約自從李德哈特提出大戰略，薄富爾提出總體戰略之後，平時也有戰略的想法慢慢普及了，但也產生一個學術上急待解決的問題，戰略與政策的概念似乎開始混淆了，令人不得不去更精確的界定這兩個概念。暫且撇開政策的定義，戰略的定義同樣是令人頭痛，這個字彙的廣泛使用，似乎有脫離其本身概念的傾向，簡單的講就是被濫用了，被濫用的結果就是像「民主」這個詞彙一樣，指導性被降到最低。

　　從小克、小李，到薄富爾這一路的發展，都一貫的認為「戰略受政策的支配」。其實小克和小李所使用的戰略概念都還是軍事性的，所以薄富爾的看法就顯得比較重要。他在《行動戰略》裡畫了一條界線：政策是主觀的，戰略是客觀的；根據政策的目的，戰略才能選擇其目標，並採取手段。以上可以說是戰略研究一路發展出來的一種「正統」的架構。今天在台灣的國際關係領域裡，顯然普遍認為戰略的位階高於政策，但卻又並未建立出一個完整的架構。此外，越來越多人使用「外交戰略」這個詞彙，同樣也幾乎沒有人嘗試界定它的概念，這種情形也許是以匪區最為嚴重。在我看來，「外交戰略」一詞被使用之處，根本是和「外交政策」沒有差別。

　　在台灣，或者說在華語區，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strategy一詞應如何翻譯。一般認為最初「戰略」是日文翻譯，在清末民初傳入中國，直到現在一直都是法定軍事術語。目前企業界則是譯為「策略」，在此有必要引用鈕老師的看法來說明：

　　目前工商界又常把「strategy」譯為「策略」，這也未嘗不可，但他們卻似乎不知道「strategy」本來是軍語，而把「strategy」譯為「戰略」也已有將近百年的歷史。……西方人將戰略觀念應用到非軍事領域時，仍保持原有名詞不變，並未另創一新名，只是擴大其解釋而已。所以在我國若用「策略」來代替「戰略」，則不僅會一名兩譯，徒增困擾，而且也適足以顯示一般社會人士對於戰略原義缺乏了解。所以，……我們所說的「戰略」其原義即為英語中的「strategy」。我們只使用這一個名詞，也只有一種解釋。其他的名詞則最好不用，以免導致誤解。（《戰略研究入門》　第一章》）

　　在我看來，其實企業界也用得習慣了，總是不好叫人家更改。但是我們必須了解，翻譯這個事沒那麼簡單，雖然「戰略」與「策略」這兩個詞彙都可譯為「strategy」，但並不代表兩者可以完全等同視之，有必要去追溯他們在中文世界裡的根本語意。根據我個人不負責任的看法，「策」隱含有「政策」的意思，所以「策略」一詞較接近古代所說的「政略」，翻成白話文就是「政策的戰略」。

　　另外，賽局理論的研究也習慣翻譯成「策略」，我個人不負責任的猜測，因為賽局理論發源於經濟學，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經常是工商業，所以兩者的翻譯自然是同一套系統。

　　最後要提一下張亞中的《國際關係總論》裡對「外交政策」所下的定義：「外交政策是一國處理對外關係時所運用的官方策略。」我想以一個學生的身份，應該可以不用顧忌的大肆批評。這個定義非常糟糕，它使用「策略」這個詞彙，卻又沒有賦予界說，而且它的內在邏輯已經把「政策」和「策略」畫上等號。多詞一概念或是一詞多概念通常只會製造更多問題而已。事實上，戰略研究裡也還有很多概念需要界定，不應只對國際關係苛責。

　　也許會有人對我說：「你想這些有的沒的幹麻？管用就好啦！」我想起小克在界定完戰略和戰術的概念之後，他好像深恐別人會對他說這種話，所以他把話說在前頭：

　　一定有讀者認為，沒有必要把戰術和戰略這兩個十分接近的事物做如此細緻的區分，認為這對作戰本身沒有直接作用。可是任何理論首先必須澄清雜亂無章的、甚至可以說是混淆不清的概念和觀念。只有對名稱和概念有了共同的理解，才可能清楚而順利地研究問題。（第二篇第一章）

　　又也許有人會對我說：「我是讀國際關係的，戰略家說的話我不想聽。」對於這樣的人，我只好再引用呂亞力在《政治學方法論》裡提到的看法：

　　概念構成陳述語的內容，從某種角度來看，說它們呈現科學的「內涵」，並不為過，因此研究者對概念的形成與應用，不能不慎。當一門學科發展的早期，描敘與通則均以日常語言表示，概念也都採自日常語言，此種概念具有數項缺點：（一）缺乏精確性；（二）使用上不一貫：在不同情況下，同一概念的意義可能並不完全一致；（三）其所組成之通則的解釋與預測能力頗為有限。因此，隨著學科的進展，日常用語的概念必須漸為科技的概念（technical concepts），或建構的概念（constructed concepts）所取代，才能促進學科進一步的前進。

NCCU

　　每次聽到小捲批評，政大的人都以身為政大人而感到驕傲，我就會立刻聯想到核工。身為政大人又愛批評政大的，他是一個代表人物。而且小捲在提這個論調的時候，總是沒把我計算進去，似乎要把我當成例外才能顯示這個論調的合理性。

　　回想剛上大學的時候，我滿喜歡政大的環境，那是個資源豐富又很自由的地方。有人抱怨在外交系學不到東西，我只覺得大學生本來就應該主動學習，學不到東西還怪別人真是莫名其妙。日子久了，生活重心慢慢得轉移到口琴社，我也變得越來越喜歡抱怨。抱怨政大不適合社團生存，抱怨社辦和最好的演奏會場地位置很糟糕，抱怨我的想法在社內不受重視。

　　但我還是很喜歡外交系，畢竟這個科系是我自己選擇的。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今天的學習成果應該感謝外交系和政大，只不過我獲得的成果不見得是他們預期的教學目標。讀過外交史之後，深深得覺得愛國心是很愚蠢的觀念，在一個培育外交官的科系，教出我這樣鄙視愛國心的學生，其實還滿好笑的。

　　但是最近我開始批評外交系了。他們總號稱走的是實務路線，有別於台大政治。可是回想起來，外交系的實務教學又有多強，最強的莫過於老姜的ICONS，所能夠學到的也只不過那麼一丁點。另一方面，在政治系要讀政治學方法論，在歷史系要讀史學方法論，在外交系就只有一個學期的研究方法，很明顯的學術訓練並不充足。實務教學很有限，學術教學又比不上台大政治，外交系的的招牌是真有如KB所云，生鏽了。

　　說到這裡，我可以抱怨的對象其實就是外交系和口琴社，那政大本身有什麼好讓我批評的？不適社團生存、指南路的食物、校園裡矗立著一根根的條狀物、位置在斷層上、陰森的社資中心。其實作為一個大學，這些都是次要的，圖書館才是一所大學的心臟，可惜現在我也很想把政大圖書館罵一罵了。

　　小捲的論調我不否認，但那種人佔的比例有多少，除非去做一個深入的調查研究，否則那是難以掌握的。在我認識的人當中，以政大為榮的人確實不少，但在程度上又並不是一致的。對我而言，政大不過就是學習過程裡的一站，竹中才是真正曾經讓我引以為榮的學校，不過這也已經成為過去了。

[轉載] 戰爭論譯序

　　本文為軍事譯粹社於一九八零年出版的《戰爭論》中譯本的譯者序言，這本書可能是鈕老師一生中最重要的譯作。鈕老師在文中提到：「雖不說是標準的中譯本，至少就目前而言要算是最佳的中譯本。」事實上，即使仍有若干缺陷，我相信這一版的中譯本到今天仍然是最好的。

　　這篇文章包含鈕老師對嚴復翻譯理論的見解，及鈕老師本人從事翻譯的原則，並且說明了翻譯本書的動機與目的。可惜本書早已絕版，軍事譯粹社也不復存焉，會接觸《戰爭論》的人已經是少之又少，在這些人當中曾經閱讀此一譯本的人更是幾稀。這一篇文章若是就此埋沒，實在是可惜之事。今天應該已經不會有版權的問題了，所以特別私自轉載於此，希望能夠有更多人閱讀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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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對于人類文明的進步具有極大貢獻。在任何國家之內懂得外國語文而又有機會閱讀外國語文而又有機會閱讀外交書籍的人畢竟只佔其總人口中的極少數，如困沒有翻譯則思想溝通和文化交流將不可能。但翻譯並非一件輕鬆的事情，那的確是相當困難，而且還要求非常認真的工作態度。

　　翻譯也並非人人可得而為之的事情，要想從事翻譯工作的人至少應該具備下述三種條件：（一）對于其所翻譯的兩種語文必須精通，有時更需了解有關的其他語文；（二）對于所譯的內容必須完全了解，具有真正專家的程而不能假充內行；（三）必須有高度的智慧和豐富的常識，必始能觸類傍通，譯得恰到好處而不至于鬧笑話。以上所云還只是指一般書刊的譯者而言，如果想譯具有高度學術水準的世界名著，則所需要的條件也就必須更嚴格，尤其是以第二項為然。

　　能夠達到這種標準的譯者並不多，所以譯出來的書雖然汗牛充棟，但嚴格的說，卻是好的少而壞的多。所謂好與壞的標準又應如何確定？嚴幾道（復）所說的「信達雅」三字到今天還是為人所樂道。簡言之，照一般人的想法，能夠「信達雅」的就是好，不能夠的就是壞。然則這三個字又應如何解釋？這似乎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請先看嚴氏自己的說法：「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以上所云僅限于信達二字，對于雅字嚴氏又有解釋如下：「易曰『修辭立誠』（信），子曰『辭達而已』（達），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雅）。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

　　上面這些引述非常重要，假使不曾看過則也就不能了解嚴氏所謂「信達雅」的真正意義。概括的說，所謂「信達與我們今天的一般解釋尚無太多區別，不過他所主張的如何達到「信達」標準的譯法又還是和我們現在的想法不同，這且留在下文中再討論。在此必須提醒大家注意的卻是其對于「雅」的解釋。

　　嚴氏所說的「雅」就是典雅的古文，他認為必須用那樣的文體來譯書，否則就是「言之無文」，于是也就會「行之不遠」（不能流傳）。他自己又還這樣說：「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根據這些原始資料，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雅」字是大有商榷之餘地。（註：嚴　氏原文均引自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明倫出版社印行。）

　　嚴氏所謂的「雅」就是要用「漢以前字法句法」，若照個標準來評估，則所有現代譯品應該都是俗不堪耐，至少沒有一件是夠雅的了。嚴氏又有一種奇怪的想法，認為用古文反而易于表達西方語文的原意，更是令人感到莫測高深。

　　我們不必對嚴氏的理論作太多的批評，但可用事實來證明他的錯誤，那就是他本人所譯的書的確譯得很壞，既不信又不達。其原因有兩點。第一點就是深受此種求雅動機的限制。他一心只想把古文做好，而忽視了其主要任務──翻譯。他自己埋怨著說：「行文欲求雅，有不可闌入之字，改竄則失真，因任則傷潔。為了這種困難，他曾向當時的古文大師吳汝綸（不通西文）求教，後者的答復是「與其傷潔，毋寧失真。」由此可以看出雅（潔）與信（真）是很難可存。

　　第二點也許更重要，那就是嚴氏所採取的譯法也大有疑問。他說：「原書文理頗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譯，必至難索解人；故不得不略為傎（顛）倒，此亦中文譯西書定法也。」又說：「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傎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背）本文。」又說：「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令仿此為譯則恐必不可通。」

　　今天我們做翻譯工作的人有一條公認的規律，那就是雖然不一定要「字對字」（字比），但一定要「句對句」（句次），所以很諷刺，想不到今天我們所採取的正確路線也正是他所認為行不通的路線。反而言之，用嚴氏所主張的方式來譯書，其結果也就自然是既不又不達。所謂不信者是指其與原文根本不符合，所謂不達者是不僅很少有人能看得懂，而且即令能懂，所懂的也只是嚴氏本人的文章，那與原著相差可能在十萬八千里以外。

　　所以一向被人推崇的「譯界祖師」嚴幾道先生所什的事情根本就不是翻譯。其至于他自己也說：「題曰達恉，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總結言之，嚴氏對于翻譯這一行的貢獻實遠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重大，而「信達雅」之說雖常為人所引用，但至少就嚴氏的原意來解釋，用來作為衡量現代譯品的標準也並不完全適當。本來時代是進步的。嚴氏是十九世紀末葉的人，即令在當時化的思想和文章可以算是開風氣之先，但到今天（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有許多地方會變得不合時宜，這也是自然之理，實不足怪。然則我們在今天又應用什麼標準去衡量譯品的好壞呢？我們人也認為有三項標準：（一）信賴（Reliable），（二）可讀（Readable），（三）負責（Responsible）。因為這三個觀念的英文字都是以Ｒ為首，所以我就把它們簡稱為「三Ｒ原則」。現在就簡釋如下：

　　（一）「信賴」與「信達雅」的「信」固然是非常接近，但意義並不完全相同。所謂「信」者，其意義就是不失原文的真象，換言之，也就是說譯文與原文的差異僅為文字之不同，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應該是完全一樣。更進一步說，如果譯本能夠達到這樣的標準，則讀者雖不讀原書而只讀譯本，其所獲得的知識和印象應該是和讀原本時幾乎完全一樣──這自然只是理論，事實上，其間多少總還是有一點差異，但這種差異又至少應該不太重要。合于這樣標準的譯本也就可以獲得讀者的「信賴」，那也就是說讀者相信這種翻譯是可靠的，他雖然不懂原文也未讀原書，但他却敢于相信讀了譯本之後，其收獲是和讀原本時玉少是並無太大的差異。所以「信」是對原文而言，「信賴」是對讀者而言。前者也可以算是後者的先決條件。一本好的譯作必須具有「可靠性」（Reliability），也就是說它應能獲得讀者的信賴。

　　（二）「可讀」與「信達雅」中的「達」也很接近，但其間也有微妙的差異。所謂「達」，其意義就是「表達」，那也就是說譯者自信已用翻譯的手段把原文的意義完全表達出來了。儘管譯者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像嚴幾道先生那樣），自問已經把原意表達無遺，但他能否通過讀者的考驗，那又是另外一個問題。必須讀者認為可讀，然後才能算是真正的「達」了－僅憑譯者自己的認定還是不夠。所以「達」是主觀的，事實上，任何譯者也幾乎都自認為其譯品己將原意表達無遺；而「可讀卻是客觀的，必須讀者認為是可讀，才是真正的可讀。一件好的譯品必須有高度的「可讀性」（Readability），不僅是譯者自認為「辭達而已」。

　　（三）譯者在從事翻譯時必須保持一種「負責」的態度，也就是說他負有一種「責任」（Responsibility），這又可以分三方面來說：他必須對原作者負責，他必須對讀者負責，同時他也應對他自己負責。所以翻譯是一件非常認真（serious）的工作，譯者必須鄭重其事而不可掉以輕心。假使犯了錯誤，也就對不起原作者，對不起讀者，甚至于也對不起自己。尤其是假使讀者是不懂外文的，想透過譯本以來吸收外來的學識，如果譯得不忠實，則這種行為也就無異於詐欺。所以好的譯品必須具有高度的責任感。任何譯者在著手翻譯某書（尤其是高水準的學術名著）之前，必須鄭重考慮自己的能力是否勝任，而不可率爾操瓠，以至于自誤誤人。

　　以上所云都是有關譯事基本原則，我在這裡提出也正是藉以說明我譯這本書－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時所採取的態度，和希望達到的標準。

　　今天在台灣，我應該可以算是一位老牌的「職業翻譯家」（professional translator），雖然我還不敢說是第一位資深的。從「軍事譯粹」創刊算起，我做這種工作並以軍事和戰略為主要領域的時間是已經屆滿二十八年（軍事譯粹創刊于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一日）。把過去從事翻譯工作的時間也加入計算，則我敢大膽的說我已經是積四十年之經驗了。雖然有這樣長久的工作經驗，而且所譯的字數究竟有多少萬言，連我自己也都搞不清楚。但是嚴格說來，其中可以算是譯很好的作品並不太多，尤其是到了今天，我的確常有「悔其少作」之感。因此，到了垂暮之年（我生于民國二年已經年近七十），的確想再譯幾本較好的作品，這樣也許才可以不負「老牌」或「首席」的虛名。這也就是我決心重譯「戰爭論」的理由。談到「戰爭論」的翻譯，這已經是第三次，也是我自認為最認真的一次（關于我過去翻譯戰爭論的經過可以參看本書附錄：「戰爭論精華譯者序言」）。

　　為什麼我不譯其他的名著而願把一年多的時間用在這本書上呢？主要的是因為這是一本真正的不朽傑作而且也的確值得研讀，但却非常遺憾，國內始終還是不曾有一本好的全譯本。這又並非完全是因為過去譯得不好，當然譯得不算好也是事實（我個人也有責任）。不過，主要的原因却是所翻譯的原本本身出了問題。過去所譯的原本都是經過竄改的第二版，而並非一八三二年的第一版，只有一版才完全是克勞塞維茨的手筆，才能真正代表他的思想（詳細說明見本書原序，導言，及附錄）。

　　此外，我也還有一個私人性的動機。我這個人雖然讀書千卷，譯著等身，假使今天死去，也還是與草末同朽，這一點微名也許過了三年五載就再也一有人知道了。但我若把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好好的譯成中文，雖不說是標準的中譯本，至少就目前而言要算是最佳的中譯本。則今後有人讀這本中文的「戰爭論」一定也就會連想到譯者是誰了。換言之，我是希望能附驥尾以求不朽。照我個人判斷，即令在三百年後，「戰爭論」這本書也還是會有人讀。

　　僅憑這一點私心，讀者即應能想像我對不這本書的翻譯是看得如何認真。誠然，就翻譯而言，我應該夠資格說得上是駕輕就熟，但事實上，在翻譯的過程中我還是遭遇到不少的困難，尤其有些地方也不敢自認為滿意。在此又有兩點必須向讀者說明：

　　第一這是一本從外國文翻譯出來的書，所以在形式上和語法上都受到原文的限制。尤其是所譯的是像「戰爭論」這樣的經典名著，譯者真是戰戰兢兢，生怕對原文有失真之處，不特不敢任意增減，而且也的確感到心理上的壓迫。有時文字不免生硬，辭意不免隱晦，那也是毫無辦法，因為原文本來就是如此。但我希望能做到的是讓讀者能夠接觸克勞塞茨本人的思想，那是一點都沒有摻假的，至于了解上的困難，即令在讀原書時也是同樣的無法避免。還有所謂「中文化」者就翻譯而言也有一定的限度，若超過那種限度則也就不成其為翻譯了。

　　第二是一種更難克服的先天困難，任何兩種語文之間多少都有一點差異，當然，同一語系的，這種差異也就比較小，例如在德文與英文之間就是如此；但在中文與西方文字之間的差異却相當巨大。對于這種先天的差異，譯者無論如何努力也都是不能完全克服。不過所幸我們近來對于西方的語法已經逐漸習慣，所以這種困難也就不像過去那樣嚴重了。以上二點是譯本書時所遭遇的主要困難，特別在此提出，希望讓讀者能先有一個心理上的準備，這樣也就反而可以幫助他的了解。

　　我翻譯這本書時的確付出了不少的心血，但本社為了出版這本書所作的努力可能還要更艱巨。這完全應歸功于本社社長文忠輝先生。我早就曾經告訴大家（在「戰略思想與歷史教訓」的序言中）：我是一個道地的書呆子，本社的業務近年來完全是靠他一人支持。而他在非常艱苦的環境中居然還能將這樣一本巨著付之出版，其魄力的雄厚和毅力的堅忍，實在是令人佩服。如果沒有他的努力則本書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版，所以我應該向他表示由衷的謝意。

　　今年正是克勞塞維茨誕生二百周年紀念之年，也是人類歷史跨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起點，同時又是我中華民國的自強年。所以本社出版這一本巨著實寓有深意在焉。我誠懇的希望這本書不僅能夠將這位兵學大師的思想介紹國人，而且還能提供啟示，幫助我們迎接未來的挑戰，和指引我們走向自強復國的康莊大道。

鈕先鍾序于台北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元旦

對戰略的普遍誤解

　　去年一月剛結束了我的碩一生涯，趁著空檔到處尋找不久即將用到的《西方戰略思想史》，當時在博客來已經訂不到這本書了，印象中在政大書城曾經看過一系列麥田出版的書，所以就去碰碰運氣。很幸運的，架上剛好有貨，而且還有《戰爭論精華》、《戰略論》、《戰爭指導》、《孫子三論》，我猶豫了幾分鐘就憑著一股衝動，把五本書全買下來了。現在回想起來，幸好那時候當機立斷，否則除了《戰略論》之外，其他書都已經缺貨很久了。其中《孫子三論》當時才再版不過幾個月，現在好像也賣光了。

　　當天剛好婉玟和慧文都在圖書館，我就把她們兩個召喚出來聊天。慧文一看到我買的五本書，就說：「你不覺得看這些書很殘忍嗎？」推究她的想法，大概是覺得戰爭很殘忍，所以就自然認為讀戰略書籍很殘忍。我已經忘了當時是怎麼回應的了，只記得並沒有回應得很好，也沒能夠改變她的想法。我相信會有這種想法的人所在多有，想到這裡，我又忍不住流露出那似乎是天生的傳教士精神了。

　　其實富勒在他的《戰爭指導》裡，已經對慧文的這個問題提出適當的回應了，他在序文第一段就這麼寫：

戰爭的指導，像醫道一樣，是一種藝術。醫師的目的是預防、治療、或減輕人類身體上的疾病；所以政治家與軍人的目的也就應該是預防、治療、或減輕國際「身體」上的疾病，那就是戰爭。很不幸的，這種道理卻是很少有人知道，到了今天，醫療的藝術已經被位置在一種科學化的基礎之上，可是戰爭的指導卻仍然滯留在煉金術的階段中，更壞的，是在目前這個世紀中，它又已經退步到一種毀滅和屠殺的野蠻形式了。

　　富勒又說，人們對於醫學院的學生從事疾病研究並不以為意，但是對於有人從事戰爭研究卻頗有微辭，如果認為研究戰爭是一件殘忍的事，那麼也應該認為研究疾病是同樣殘忍。如果認為戰爭本身殘忍而不加以研究，就如同認為疾病本身殘忍而置之不理，結果只是更殘忍。李德哈特也說過，想要避免戰爭，必須先了解戰爭。

　　說到這裡，又想起更久以前曾經跟核工一起吃飯，我提到大戰略的目的是贏得和平，其實這句話也是李德哈特說的。核工聽了似乎不以為然，笑著反問我說：「你真的相信這種事嗎？」我感覺到他的笑容帶著輕蔑之意。我當時不知該怎麼回應，好像也沒有說什麼。

　　如果現在有機會再跟他聊到這個，我會告訴他，當他提出這個質疑的時候，已經分不清楚實證性和規範性的差別了。第一，即使過去有大量戰爭只是因為有人窮兵黷武而發生，但那並不代表戰爭中的戰略可以不必考慮戰後的和平。第二，大戰略的概念和傳統的戰略已經有所不同，傳統戰略的概念只侷限於軍事，甚至限於戰爭，但今天大戰略一詞早已超越軍事的範圍了。

　　我相信仍然有很多人對於戰略之為物有所誤解，這意味著戰略研究的推廣亟需加強，若是普羅大眾對戰略都能有適當的了解，政府要員也許就都能認識到戰略的重要性了。

寫論文如何言之有物

　　什麼是論文？論文不是普通的文章，寫論文也不是單純的寫作。所謂論文，就是一項研究的書面展示，所以寫論文的先決條件是，必須意識到自己正在做研究。

　　什麼是研究？當你看到太陽每天從東邊升起，西邊落下，你可能會有一個心得：或許太陽是繞著地球轉的。然後就可以訂定一個題目：太陽與地球關係之研究。上面那個心得就成為你的假設，為了證明這個假設為真，你必須蒐集充份的證據，用適當的邏輯來分析，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證明太陽確實繞著地球轉。證明的過程結束之後，結論就出來了：太陽果然是繞著地球轉。以上這些東西，全部都要紀錄在論文裡，所以論文的內容主要包括了研究過程和研究結果。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寫論文就是證明題的解題，只不過這個題目必須自己定。我當年的數學老師曾經教過，證明題證不出來怎麼辦，考場上時間有限，不能浪費時間，可以用汙煙瘴氣法，比如要證aX+bY = c，就先在考卷上寫著aX+bY = (空白) =c，然後試著在中間塞進一些東西，最後寫出來就變成aX+bY = $%^ = ^*&^ = #!@!~ =c。這樣寫搞不好還能撈到一些分數，總比交白卷要好得多。

　　按照以上程序寫出來的論文，即使不是太好，但也不會太壞。一篇好的論文一定要言之有物，換句話說就是要有一個中心思想，所謂中心思想，就是要能夠用一句話，或最簡短的話，來充份表達整篇論文的主旨。在上面的研究例子裡，中心思想就是太陽繞著地球轉，同時它也是研究的假設，同時它又是研究的結果，也就是結論。所以一篇好的論文也就是假設、結論、和中心思想的三位一體。

　　當然也有的論文不是那麼完整的研究，可能只是一個事件的單純敘述，這種論文的另一個名字叫做懶人包。相較之下，一個完整研究的論文會比較有價值，所以大部份老師都會鼓勵學生寫這一類型的論文。

　　我相信以上所講的觀念都可以應用在學期報告和學位論文。至於那個汙煙瘴氣法只能算是給學生用的偷呷步，也許有的老師和研究人員也會用，但那並不是從事真正的研究所應該有的觀念。

[轉載] 「沒有絕對的真理」是絕對的真理嗎？

鶴萍

　　西方有個著名的邏輯悖論：上帝能不能造一塊自己搬不起來的石頭？如果能造，但搬不起來，那麽上帝不是萬能的；如果不能造，上帝還是不萬能。當然，這只是個邏輯遊戲。不知基督教的朋友怎麽理解這個問題，但那也是宗教問題，就不去談了。

事實上，這裏涉及一個絕對性的問題。世上沒有絕對的事物，沒有絕對的真理。根據我們的經驗，這話是不錯的。可是，既然沒有絕對真理，那麽，「世上沒有絕對的事物，沒有絕對的真理」是不是絕對的真理呢？

　　一種理論的建立，科學也好，哲學也好，神學也好，都有一個天然的基礎。比如基督教，這個基礎就是上帝是造物主，這一點在基督教中是無需驗證的，現代科學也無法驗證。這個基礎就很絕對，當然，我沒有負面的意思，因爲這裏我們不是評論宗教。相對論的基礎是光速不變，可誰知道光速到底變不變呢？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理論基礎是性動機，即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以性爲發端的，小男孩戀母，小女孩戀父，但長大了，孩提時的情節就忘了，這頗有些無可奈何吧？在幾何學中平行線是怎樣定義的呢？這樣一個基本的問題，其基礎卻十分不可思議。這個定義在初等幾何的教材中都可找到：在同一平面內的兩條直線，如果在無窮遠處不相交，兩條直線即爲平行。要知道，無論是在空間還是在時間的範疇裏，無窮遠的事情既無法瞭解，又無法判斷，所謂「無窮遠」本身就不是一個確定的界定，在數學的理解中，「無窮」是函數概念。

　　這就是科學。其實，物理學中，質量和電荷也沒有揭示本性的定義。說起來，科學和神學倒有幾分神似，如果說兩者的區別，那就是科學嚴格的依據實證和邏輯。而實證和邏輯都不是絕對性的，邏輯不能脫離實證，實證不可能把邏輯帶到絕對的無極。絕對性是科學的短視，是認識的無能。

　　再倒回頭說說絕對真理的悖論：「世上沒有絕對的真理」是不是絕對的真理？如果「世上沒有絕對的真理」是真理，這個判定本身就構成了絕對真理，但本身的內涵自我否定了絕對真理的存在。那麽反過來，又自我否定之否定：「世上沒有絕對的真理」不是真理，即世上有絕對真理。自相矛盾！

　　禪宗有個非常發人深省的故事，說兩個和尚看到旗在風中飄動，一個說是風動，一個說是旗動。爭論之際，六祖惠能大師說，既不是風動，也不是旗動，是「仁者心動」（仁者是敬稱）。這個故事可謂機玄奧妙，又深入淺出。

　　悖論，也是戲論吧，或者說是自尋煩惱。也許世上本就沒有絕對真理，也沒有「不絕對的真理」；沒有相對真理，也沒有「不相對的真理」，有的只是世人愚蒙和執著，有的只是對真理絕對的理解。儒教最推崇中庸之道，年輕的時候，總以爲這是抹稀泥，沒原則，牆頭草，嗤之以鼻。現在想想，自己太幼稚膚淺了。也許「中庸」才是真理，不過，別加「絕對」二字。

英國人是如何損法國人的

問：如何稱呼同時舉起雙手的十萬法國人？
答：當然是法國陸軍。


問：法國人如何才能戰勝英國人？
答：需要在女性的統帥下。（指聖女貞德）


問：為什麼法蘭西第一帝國幾乎所向無敵？
答：因為他們的國王是外國人。（拿破崙是科西嘉人。）


問：怎樣才能辨認出一名法國老兵？
答：只要看看他的腋下就行了，他們那裏被太陽曬得很健康。（指常舉雙手投降）


問：為什麼在法國有那麼多的林蔭大道？
答：因為德國人喜歡在樹蔭下行軍


問：為什麼在二戰中德國用了三天時間才征服法國？
答：因為當時在下雨。（沒下雨只要一天）


問：法國人為什麼會將自由女神像贈給美國？
答：因為她只有一隻胳膊是舉起來的。


問：為什麼法國人總是能在聯合國那裏獲得很多投票？
答：因為他們總是舉雙手。


問：為什麼法國的戰鬥機都被命名為“幻影”？
答：因為它們根本就不存在。


問：“馬奇諾”在德語中是什麼意思？
答：歡迎歡迎，熱烈歡迎。（這大概中國人翻的文章）


問：為什麼我們總說法國外籍兵團是整個法國軍隊中最正牌的部隊？
答：因為它全部是由外國人組成的。


問：誰能跟我說說法國國旗到底是什麼樣子？
答：就是在一面白旗上塗上兩條彩紋。（藍白紅）


問：世界上最為簡短的書是什麼書？
答：是有關法國戰爭英雄的書。（因為都打敗仗）


問：為什麼法國人在贏得了1998年世界盃冠軍後會歡慶得如此瘋狂？
答：因為那是他們第一次在沒有外部力量的幫助下贏得的一件東西。
噢，對不起，我忘記了席丹是阿爾及利亞人。
（這超賤XDDDDD）

問：為什麼法國海軍喜歡使用帶有透明玻璃船底的戰艦？
答：為了能夠更好地看清他們的戰艦。


問：當德國軍隊進城時巴黎市長對德軍都說了些什麼？
答：需要十萬張桌子嗎，先生們？


問：法國人為什麼害怕戰爭？
答：上帝啊，誰不害怕戰爭啊，如果一次也沒贏的話！


問：如何在馬背上阻擋住一支法國軍隊？
答：只要把旋轉木馬關了就行了。


問：作為一名法國人的最大好處是什麼？
答：你可以在戰爭打響的時候就投降然後別人會幫你贏得這場戰爭。


“我寧可在我的部隊的前方出現一個德國師，
也不希望在我的部隊的後面呆著一個法國師。”
－－－喬治.巴頓將軍(美國二戰名將)


問：如果法國人要專賣掉二戰時期的剩餘步槍，他們的廣告詞是什麼？
答：“全新，從來沒開過火，僅僅被扔到地上一次。”

[轉載] 何謂經濟學

1.什麼是經濟學呢？
一提起「經濟」，可能有人聯想到的是「節省」，或是「賺錢」，或是更有學問的「經世濟民」。是的，這些都是經濟學要論及到的，但他們卻不足以涵蓋社會科學裡唯一設置諾貝爾獎的經濟學之討論內容。

※經濟學的研究範圍
雖然是以一般的市場活動、政府財經貨幣貿易政策為主，事實上，它的理論可以同樣的用來分析所有人類的選擇行為。舉凡結婚、生育、教育、遺產贈予、犯罪、時間分配、歧視、公共決策、環境污染等等，涉及人們的選擇，都是經濟學的範圍，且均已有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

2.經濟學的定義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經濟行為的社會科學。經濟行為就是選擇的行為。】
經濟是一門行為科學，主要是用來研究如何選擇具有多種用途的有限資源，以生產物品與勞務，供應目前與將來的消費。

※資源
包含人力與物力，我們做選擇是因為我們必須選擇，而且可以選擇。「必須選擇」是因為資源是稀少的；「可以選擇」則指資源具備多種用途。

※經濟財
一般而言，陽光、空氣是可以不花代價(不必放棄別的東西)，而任意取用的，因此不是稀少或有限的；這類東西稱之為『自由財』。稀少的東西則稱為『經濟財』，期間的區隔就在於「經濟財是要放棄別的東西為代價才能取得」。
只要人們想要的少於實際有的，就是自由財了。自由財可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貧窮
指的是未達基本生活水準。

3.經濟學的術語
◎消費：直接用以滿足慾望的行為。
◎生產：就是組合生產要素，以期增加資源價值的行為。
◎生產要素：勞動、土地、資本以及企業能力四種資源。
◎企業能力：是負責結合其他生產要素，從事生產的一種要素，也是生產的決策者或稱生產者。
◎產品：用來滿足慾望的物品與勞務。

※機會成本
將資源用於某一種用途的機會成本，是這些資源本來可以做的其他用途中，最有價值的那個用途的「價值」。

[轉載] 什麼是奧地利經濟學

　　奧地利學派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5世紀。當時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University of Salamanca）寫作和教學的人裡面，有些是聖托馬斯·阿奎納的追隨者，他們試圖解釋所有的人類行為和社會組織，這可以算作奧地利學派的起源了。

　　這些晚期經院哲學家(Late scholastics)發現，世界上存在某些經濟規律，或者說把原因和結果聯繫起來的不可抗力量，它們的作用和其他自然規律極為相似。此後的幾代人經過努力，在這一基礎上發現並解釋了供給和需求的規律、通貨膨脹的原因、交換匯率以及經濟估價的主觀性質——所以約瑟夫·熊彼得稱讚他們是最早的真正的經濟學家。

晚期經院哲學家是財產權、契約與貿易自由的支持者。他們讚頌商業對社會的貢獻，固執地反對徵稅以及管制價格和商業機構的做法。作為道德神學研究者（moral theologians），他們強烈要求政府也必須服從道德規範，不得偷盜和搶劫。這些經院哲學家實踐的正是後來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的準則：經濟學家的首要任務是告誡政府，什麼是政府不應當做的。

　　第一篇關於經濟學的論述是1730年理查德·坎迪倫（Richard Cantillon）發表的《論商業的性質》（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他是個受過經院哲學傳統教育的人。坎迪倫生於愛爾蘭，後來移居法國。他視經濟學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並通過「思維實驗」（thought experiment）解釋價格的形成。他把市場理解為企業的經營行為，同時堅信奧地利經濟學對增發貨幣的看法：增發貨幣對整個經濟的影響是一點一點擴散開來的，同時這種擴散會擾亂價格體系。

　　緊隨坎迪倫之後的是杜爾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他是擁護市場制度的法國貴族，也是舊時代的財政大臣。杜爾哥的經濟作品為數不多但思想深刻。他的《價值和貨幣》（value and Money）清楚地揭示了貨幣的起源以及經濟選擇的實質：這種選擇反映的是經過主觀排序的個人偏好。另外，杜爾哥不但解決了此後困擾古典經濟學家的著名的鑽石與水的悖論，還闡明瞭回報的遞減規律，同時批判了對高利貸的控訴（這是與晚期經院哲學不同的關鍵點。經院哲學家無法解釋利息存在的原因，因此他們認為高利貸是不道德的——譯注）。身為古典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擁護者，杜爾哥主張廢除與政府有牽連的行業的所有特權。

　　在這位先輩的影響下，18 和19世紀法國湧現出眾多偉大的經濟學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數薩伊（Jean Baptiste Say）和巴斯夏（Claude-Frederic Bastiat）了。薩伊是最早深入研究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人，他認識到，經濟學的任務並不是收集各種數據，而是說明普遍的事實（比如，需求是永無止境的，可使用的資源是稀缺的）及其邏輯含義。

　　薩伊創立了確定資源價格的生產力理論，這一理論確定了資本在勞動分工中的角色，也就是「薩伊定律」：如果容許價格變化，自由市場上不可能發生持續的「生產過量」或者「消費不足」。和巴斯夏一樣，薩伊也是積極為自由放任和工業革命辯護的人。身為信奉自由市場理論的撰稿人，巴斯夏進一步爭辯說，非物質的服務和物質財貨一樣，都要受經濟規律的制約。在巴斯夏發表的眾多經濟諷刺論文中，有一篇清楚地說明了「破窗理論」的謬誤，經過亨利·黑茲利特（Henry Hazlitt）的推廣，今天大家都知道這是這一「理論」有多麼荒謬。

　　奧地利學派正式成型前的傳統，靠的就是理論的不斷完善，而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學派（the British School）的名聲之所以日益顯赫，主要是受政治影響的結果。最終，英國傳統（基於客觀成本理論和勞動價值論）導致了馬克思「資本主義剝削」理論的誕生。

　　到了1871年，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的《國民經濟學原理》問世了，在此後的若干年間，處於統治地位的英國經濟學首次面臨一系列的挑戰。作為奧地利學派的創始人，門格爾復興了「經院哲學—法國」式的經濟學，並為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和當時的瓦爾拉斯（Leon Walras）和傑文斯（Stanley Jevons）的作品論述的一樣，門格爾清楚地揭示了主觀基礎之上的價值理論，並第一次完整地闡釋了邊際效用理論（個人佔有的某種財貨的數量越多，他賦予每單位財貨的價值越小）。另外，門格爾還說明，自由市場上的貨幣產生的原因是人們需要一種最適合交換的商品，大家並不把這種商品用於消費，而是用於交換。

　　門格爾的《原理》是經濟科學史上「邊際主義革命」的中流砥柱之一。米塞斯曾說「自己因此成為經濟學家」，當然他指的並不是僅僅門格爾的貨幣和價格理論，還包括門格爾在這一領域運用的方法。像此傳統下的先輩們一樣，門格爾是一名古典自由主義者和方法論個人主義者，他把經濟學視為個人選擇的科學。當時，德國歷史學派排斥理論，認為經濟學不過是一種數據的堆砌，目的在於為國家服務。《原理》出版12年後，門格爾發表了《考察》，反駁德國歷史學派的看法。

　　門格爾曾任維也納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還擔任過年幼但命運多舛的哈布斯堡皇儲魯道夫的老師。門格爾認為，經濟學是建立在演繹邏輯之上的關於人類行動的科學。他不但革新了經濟學，也為此後的理論家確定了反駁社會主義思想的方法。的確，他的學生維塞爾強烈地影響了哈耶克的晚期作品。今天，門格爾的著作仍然是經濟分析的卓越讀本。在某種程度上，每個奧地利經濟學家都將自己視為門格爾的學生。

　　在因斯布魯克大學 （University of Inn**ruck），有一位門格爾的仰慕者和追隨者，他就是龐巴維克（Boehm-Bawerk）。龐巴維克繼承並重新表述了門格爾的理論，用其分析包括價值、價格、資本和利息在內的許多問題。他的《利息理論的歷史和批判》誕生於1884年，徹底清算了思想史上各種謬誤，並極力辯護利息率並非人造的產物，而是市場的固有部分。它反映了普遍存在的「時間偏好」這一事實，相對於未來的人們總是更為偏愛眼前的滿足。

　　龐巴維克的《資本實證論》證明了，正常的商業利潤率就是利息率。資本家必須節省資金，支付工人工資，只有等到最終產品出售之後他們才能獲得利潤。龐巴維克還說明，資本並不是同質的，而是一種包含時間維度的複雜結構。經濟發展的原因並不僅僅是資本投入的增加，還包括越來越長的生產過程。

　　在資本主義的剝削問題上，龐巴維克和馬克思主義者展開了長期論戰。共產主義在俄國取得勝利之前，他就駁斥了社會主義者關於資本和工資的種種學說。龐巴維克還組織了私人討論會，這也是此後米塞斯在維也納的私人討論會的先例。

　　龐巴維克支持那些遵循無可動搖的經濟規律的政策。在他看來，干預主義是在擾亂市場經濟的各種力量，因此必然無法獲得長期成功。在哈布斯堡統治時期的最後幾年裡，龐巴維克三次被任命為財務大臣，努力實現金本位、自由貿易、預算的平衡和穩定的貨幣，取消出口補貼以及其他壟斷特權。

　　龐巴維克的研究和作品為奧地利學派提供了統一的分析經濟問題的方法，也為奧地利學派在英語世界開闢了一席之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龐巴維克並沒有在門格爾的貨幣思想上投入太多的精力，而貨幣問題正是「宏觀」和「微觀」方法的交匯點。身為奧地利商業委員會的經濟顧問，年輕的米塞斯（Mises）接受了這一任務。

　　米塞斯的研究成果是1912年出版的《貨幣和信用理論》。米塞斯在書中清楚地說明了邊際效用理論該如何應用於貨幣問題，並構築了自己的「回歸分析理論」，根據這一理論，市場不僅僅是貨幣的發源地，還是貨幣存在的必要條件。借助英國的貨幣學派的成果、威克塞爾的利息理論和龐巴維克的生產結構理論，米塞斯描繪了奧地利商業週期理論的宏偉輪廓。一年之後，維也納大學為米塞斯提供了教職，而龐巴維克的私人討論會也花了整整兩個學期專門討論米塞斯的作品。

　　米塞斯的學術生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斷了幾年。其中三年是在某個炮兵司令部度過的，還有一年是在經濟情報部門度過的。戰後，他的《民族、國家和經濟》（1919）問世了，在書中，米塞斯堅決主張，儘管帝國已經分裂，處於少數的人仍應當享有經濟自由和文化自由，此外他還清楚地說明了戰爭的經濟影響。同時，通過蔡斯國家銀行的經濟學家小本傑明·M·安德森（Benjamin M. Anderson, Jr.）的努力，美國學者也開始注意米塞斯的貨幣理論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對米塞斯的作品吹毛求疵，當然他後來承認自己不懂德語）

　　戰後的政治形勢一片混亂，在深受社會主義影響的奧地利政府中，馬克思主義者奧托·鮑爾（Otto Bauer）是主要的理論家。米塞斯曾在龐巴維克的私人討論會上見過此人，在與米塞斯多次徹夜交談之後，鮑爾終於放棄了推行布爾什維克式經濟政策的計劃。奧地利的社會主義者因此與米塞斯結下世仇，他們在學術上領域迫害他，成功地阻止他獲得維也納大學的教授職位。

　　但米塞斯並未理會這一切。 1921年，他針對社會主義自身的問題發表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中的經濟核算問題》，米塞斯也因此一鳴驚人，兩年後他將這篇文章擴充為《社會主義》。米塞斯指出，社會主義既然承諾取消資本財貨的私有產權和交換，就必定無法把資源分配到最有價值的地方。米塞斯預測說，社會主義將會走向極度的混亂和文明的終結。

　　在米塞斯的責難之下，社會主義者不得不嘗試用經濟學解釋這一社會的運轉情況，而該話題正是此前的社會主義者一直迴避的。奧地利經濟學和社會主義者之間關於這一問題的論戰持續了不止十年，直到1989年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徹底崩潰為止，而學術界人士長期以來都認為社會主義者已經成功的解決了那些難題。

　　這一時期，米塞斯為自由市場所作的辯護轉變了不少社會主義支持者的思想，這些人包括哈耶克（F.A.Hayek）、羅普克（Wihelm Roepke）、羅賓斯（Lionel Robbins）。米塞斯還在維也納商業委員會的辦公室開辦了私人討論會，參加者有馬克盧普（Frits Machlup）、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赫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舒爾茨（Alfred Schutz）、斯蒂格（Richard von Strigl）、沃格林（Eric Voegelin）、羅丹（Paul Rosenstein-Rodan），還有許多來自歐洲各地的知識分子。

　　整個20世紀二三十年代，米塞斯一面駁斥社會主義者，一面與德國歷史學派論戰。他寫了一系列文章為經濟學的演繹方法論辯護，沉重打擊了德國歷史學派，此後他稱這種演繹方法論為「人類行動學」（praxeology）或者「行動的邏輯」（logic of action）。米塞斯還創辦了奧地利商業週期研究所，由他的學生哈耶克負責。

　　在那裡，哈耶克和米塞斯共同進行了多項關於經濟週期的研究。他們警告人們信用擴張的危險，預言了即將發生的貨幣流通危機。1974年哈耶克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獲獎發言中，他談到了當年的研究成果。到英國和美國後不久，哈耶克成了凱恩斯經濟學的主要反對者，他寫了大量關於兌換率、資本理論和貨幣改革的論著。他的通俗作品《通往奴役之路》為美國古典自由主義在羅斯福新政和二戰後的復興提供了很大幫助。哈耶克的巨著《法律、立法與自由》發展完善了晚期經院哲學家對法律的看法，並將這種思想用於批判社會正義之類的幻象和平均主義。

　　20世紀30年代後期，剛剛經歷了世界範圍經濟蕭條的奧地利又面臨被納粹佔領的威脅。在米塞斯的催促下，哈耶克1931年就離開奧地利遷往倫敦，1934年米塞斯接受了日內瓦大學高級國際經濟關係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Graduate Studies）的教職，來到了日內瓦，不久之後又移民美國。因為米塞斯公開反對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沒收了他留在公寓的論文，戰爭期間這些論文被藏匿起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米塞斯的思想（借助羅普克的普及和艾哈德（Ludwig Erhard, 1897-1977）的政治才能——艾哈德是戰後聯邦德國經濟委員會的主管，他不顧佔領當局的反對，取消了價格管制，聯邦德國的經濟因此開始復興——譯注）引導了戰後德國的經濟改革和重建。1992年，奧地利檔案保管人員在莫斯科公開的檔案裡發現了米塞斯在維也納被盜的論文。

　　在日內瓦期間，米塞斯完成了他的巨著《國民經濟學的基本問題》。米塞斯到美國之後將其加以修訂和擴充，成為1949年出版的《人類行為》。他的學生羅斯巴德稱這本書是「米塞斯最偉大的成就，本世紀人類思想最傑出的作品，經濟學因此融為一個整體」。這本書的出版是奧地利學派的歷史上的重要事件。今天，《人類行為》仍然是能夠標誌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著作。雖然如此，這本書並沒有獲得學術界人士的廣泛認可，因為那些人已經徹底倒向凱恩斯主義了。

　　儘管米塞斯從未取得他應得的付薪教職，但他繼續發揚維也納的傳統，在紐約大學時米塞斯周圍仍然聚集了不少學生。另一方面，早在米塞斯移民之前，身為記者的亨利·黑茲利特就已經成了他最主要的擁護者，他在紐約時報和新聞週刊上發表了米塞斯著作的書評，黑茲利特還在自己的經典作品（例如《經濟學一課之師》）中宣傳米塞斯的思想。黑茲利特也為奧地利學派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逐字逐句的反駁了凱恩斯的《通論》，為薩伊的作品辯護，重建了薩伊在奧地利宏觀經濟理論領域的重要地位。黑茲利特以米塞斯為榜樣，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妥協，他也因此被迫放棄了四個新聞輿論界的高薪職位。

　　米塞斯1973年逝世，他在紐約的私人討論會直到此前兩年才停止。這些年間，羅斯巴德一直是他的學生。羅斯巴德的《人、經濟和國家》就是根據《人類行為》寫作的，並且在某些領域——壟斷理論、效用與福利、關於國家的理論——鞏固並發展了米塞斯的觀點。羅斯巴德研究奧地利經濟學的方式直接遵循晚期經院哲學思想的原則，即在財產的自然權利理論的框架內應用經濟科學。他發展出一整套的建立在私有財產、合作與契約自由之上的，為無國家的資本主義社會秩序而辯護的理論。

　　羅斯巴德在後來的經濟論文中考察了大蕭條，他應用奧地利商業週期理論說明，股市崩潰和經濟低迷都是之前信用擴張的結果。此後，羅斯巴德開展了一系列關於政府政策的研究，從中建立了一套用於檢查對市場的各種干預之結果的理論框架。

　　米塞斯晚年終於見到了奧地利學派的復興，這種復興從《人、經濟和國家》的出版開始，一直持續到今天。正是羅斯巴德的作品，尤其是他關於美國殖民史和脫離英國的四卷本著作《堅信自由》（Conceived in Liberty），確立了奧地利學派和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在美國的地位。在羅斯巴德的哲學論著《自由的道德》（The Ethics of Liberty）中，他將自然權利理論和奧地利學派結合起來。羅斯巴德關於經濟學的學術作品都被集為兩卷本的《行動的邏輯》（Logic of Action），收錄於愛德華·埃爾加編纂的《本世紀的經濟學家》（Edward Elgar’s 「Economists of the Century」）叢書中。

　　這些具有開創意義的著作，成為米塞斯-哈耶克那一代奧地利學者和今天努力發揚這一傳統的奧地利經濟學家之間的關鍵橋樑。確實，若沒有羅斯巴德那種敢於反抗自己時代思想潮流的勇氣和勤奮，奧地利經濟學傳統可能已經停滯了。羅斯巴德深厚的學養，充沛的精力，廣博的知識，以及對未來的樂觀態度，鼓舞了無數的學生投身自由的事業。

　　今天，奧地利經濟學已經取得了比20世紀30年代以來任何時候都要顯赫的地位。雖然如此，像前輩米塞斯一樣，羅斯巴德並沒有被學術界的普遍接受。羅斯巴德晚年在拉斯維加斯獲得了內華達大學的教職，卻從未被授予指導論文的權力。儘管如此，他還是成功地將許多活躍的各學科間的奧地利學派學者組織起來。

　　1982年，在麥吉特·馮·米塞斯（Margit von Mises米塞斯夫人——譯注）、哈耶克和黑茲利特的資助下，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成立了，這為羅斯巴德和奧地利學派提供了大量的發展機會。通過定期召開的學術會議、教育研討會、各種書籍、專論、時事通訊、研究項目以及影片，羅斯巴德和米塞斯研究所在後社會主義時代推動著奧地利學派繼續發展。

　　羅斯巴德編輯的《奧地利經濟學評論》於1987年創刊，從 1991年開始每年出版兩期，1998年改為每四個月出版一期——也就是現在的《奧地利經濟學季刊》。從1984年起，米塞斯研究所每年都要開展夏季教育培訓活動（instructional summer school）。在那段時間，羅斯巴德發表了他對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兩卷本的《經濟思想史的奧地利學派解讀》（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代表了羅斯巴德的最高成就，這部書擴展了經濟學的歷史，將幾百年間的著作包括在內。

借　　助米塞斯研究所舉辦的會議和提供的助學金、研究指導、參考書目，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的經濟學和社會科學各個學部事實上都受到奧地利學派的影響。奧伯大學（Auburn University）召開的一年一度的奧地利學者大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學者談論、辯論和運用奧地利經濟學。

　　歷經興衰起伏，這一偉大的思想流派的歷史同時也是一個動聽的故事，它告訴人們，偉大的思想如何依靠自己的創造力和勇氣抵抗邪惡，推動科學的進展。現在奧地利學派進入了一個新的繁盛時期，支持自由社會已經成了知識界的共識。感謝那些大無畏的、才華橫溢的先輩們，他們創造了奧地利學派的歷史，感謝那些和米塞斯研究所一同繼承奧地利學派傳統，努力發展這一學派的人。

轉載自大紀元評論

[轉錄] 經濟學是什麼？

一、

　　「經濟學是什麼？」幾乎所有新生都會提出這個問題。對必修的同學而言，剛上這一門課，就像接到一份禮物，恨不得立即開封，看看是什麼東西；對選修的同學言，選一門課就像買一本書，不知道內容大要就花錢是愚蠢的。那麼，經濟學是什麼？

　　不幸地，很少老師能給個簡單又正確的介紹。譬如，一本流行半世紀的經濟學教科書(P. A. Samuelson，後來加入W. D. Nordhaus) 就不耐其煩地下一個很長的繁雜定義：

What are the major definitions of this growing subject? The important ones are that economics

⊙studies how the prices of labor, capital, and land are set in the economy, and how these prices are used to allocate resources.

⊙explores the behavior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and analyzes how they allocate capital to the rest of the economy.

⊙examines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suggests ways that the poor can be helped without harm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conomy.

⊙look at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taxes, and budget deficits on growth.

⊙studies the swings in unemployment and production that make up the business cycle, and develops government policies for improving economic growth.

⊙examines the patterns of trade among nations,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rade barriers.

⊙looks at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proposes ways to encourage the efficient use of resources. (p.4)

　　之後，又趕緊給上一個過於簡潔的定義：

Economics is the study of how societies use scare resources to produce valuable commodities and distribute them among different people. (p.4)

　　在這定義下，「有限資源的配置」和「產出的配置」被視為經濟學的主要研究領域。

　　但是，什麼是有限資源？除了地面的土地和農作物、地下的礦產與水資源、海域的魚蝦與海底的石油、還有天空的空氣與陽光之外，它還包括了什麼？如果我舉出人口、時間、知識、創業精神等，你們一定不會反對。事實上，以時間為例，每個人都希望一天能有四十八小時，每個人都覺得生命太短，於是，我們未必把時間都用於生產活動，而將部份時間用於讀金庸古龍的武俠小說、陪兒女做燈籠、上BBS找人聊天、到寺廟燒香拜佛、當朋友的伴郎、傍娘、參加社區的晚會等。不僅從事市場的經濟活動需要時間，從事非市場的經濟活動也需要時間。一般的用法稱非市場的經濟活動為「社會行動」，但明顯地，若將時間視為有限的資源，則「社會行為」仍是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事實上，現已經有許多的經濟學家在研究一般稱為「社會行為」的非市場的經濟活動，其中還包括一位還因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Gary Becker)。

　　因此，另一本經濟學教科書(Alan C. Stockman)便提出雙面定義

Economics is the study of how societies use scare resources to produce valuable commodities and distribute them among different people. (p.4)



二、

　　當我轉述這個定義時，一位教政治哲學的老師立即提出抗議：

　　人生本來就是一連串的選擇和行動，如果將它們都包括在「經濟學」之內，「經濟學」不就等於所有的人的研究？若如此，學科之間的區別何在？

　　其實，當經濟學的研究深入「社會行為」時，便有經濟學家預見這個發展和衝突，便自謔式地創造一個「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稱號。帝國主義的本質是侵略和獨霸，那麼，經濟學的發展不也要重蹈這個歷史錯誤？在沾沾自喜之餘，自省能力較強的經濟學者便提出另外的學科劃定標準。就如前述，一但時間資源等有限，若還繼續說經濟學以有限資源的配置為研究範圍，就擺脫不了帝國主義的標籤。於是，他們提出「經濟理性分析」的另一標準。

　　何謂「經濟理性分析」？「理性」(ration)不是容易定義的字，哲學界已經討論了好幾百年，其中還有直接將理性定義為人，認為理性乃是人異於禽獸之處。於是，若說經濟學的特徵之一是「理性分析」，似乎又回到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原點。為了學科的畫界，「經濟理性分析」便取代了「理性分析」，並定義「經濟理性行為」為「一致性(consistent)的行為」。不幸地，這個簡單的定義卻帶來更難澄清的混淆：

　　討論一致性必須參照個人過去的種種行為。單一的行為不能討論它是否具有一致性﹔只有從長期的觀察才能判斷當前行為是否具有一致性。如果長期的行為都具有一致性，那麼，一致性的行為必然指向某種已設定的人生目的。當然，我們可以討論單一的行為是否符合某種「行為目的」，但是，長期所得到的各單一行為的各種行為目的，若要具備一致性，則必須都符合某種預設的目的，即是他的人生目的。

　　如果我們能根據過去長期的行為發現一條人生目的，那麼我們便可以根據該人生目的去檢驗個人當前的單一行為是否具一致性。但除非我們能具體地記錄一個人的過去行為，否則便無法找出他的人生目的。像這種針對各個人之長期行為的研究，與其說是經濟分析，還不如稱之為心理分析。即使不排除心理分析，強調經濟學必須解釋個人過去行為所表現出來的相互衝突，譬如去年踢一隻野狗，而昨日卻丟一根骨頭給野狗。心理學強調個別人的不同成長經驗，傾向相信不同個人在具體行為會表現出形形色色的人生目的。經濟學若不順從心理學定義的研究領域，就必須擺開對個別人的研究，而去探討較一般性的人生目的。

　　於是，經濟學必須從一個個別人的各期的行為目的中找出其人生目的，然後再從許多個別人的人生目的歸納或抽象出來的「一般性人生目的」。經濟學家提出了「效用」(utility)這個一般性觀念，一併解決個人在時間性與人際間之空間性的兩軌任務。同時，他們提出「追求最大效用」作為「一般性人生目的」。效用是一般性的概念，不是個別性概念。因此，某甲會因為多殺一隻野兔而增加效用，某乙卻會因拯救一隻野兔而增加效用。

　　為了將一般性人生目的具體化、人格化，經濟學家便構思出「經濟人」。「經濟人」是一般性的概念，是用來理解人之一般性行為的邏輯工具，不能用來對比真實的個別人，也不能用來作為反省人類社會、思考政策效果等用途。經濟人不是真實人的抽象模型，更不是真實人的簡化模型。在這裡，沒有理論與現實的差異，因為他們本屬於不同的範疇。

　　於是，經濟學在逐漸走向社會行為的分析時，因顧慮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責難，一個不小心，卻掉進以分析一般性人生目的為內容的另一個範疇，脫離了社會科學的研究。



三、

　　聰明的經濟學家不是不知道自己正朝向另一範疇發展。遺憾地，他們並沒有修正發展的方向，而是採取辯解。其論點如下：不要管樹木是否真正具有經濟理性，反正沒人知道。只要存在「陽光有助於成長」這類的事實，一般化範疇與真實範疇之間便存在橋樑。只要將效用解釋為成長，在一般化範疇下，樹木會在經濟理性的一般化目的下擴大樹葉接受日照的面積。陽光、樹葉、日照、成長既然同時存在這兩範疇，為何不能把一般化範疇的分析結論應用於對真實範疇下之樹木行為的預期？只要預期正確，為何不能利用？如果預期正確，誰能說一般化範疇的分析不是理解真實範疇的較佳方法？

　　舉例解說很容易招致反駁。有一位也是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便反駁說：如果這種方法是對的，那麼我們將無法否認美國歷屆總統都是賣國賊的推論。我們不妨將「效用」解釋成「幫助敵國」，然後在一般化範疇下假設美國總統都追求賣國之效用，則可推出敵國不斷從美國之政策獲得益處的結論。既然兩範疇都有總統、敵國、政策、益處，而且一般化範疇的分析又能正確地預測到真實範疇下之美國政策，所以，毫無疑問地，美國歷屆總統都是賣國賊。

　　有位心理學者提出更絕的反駁。他說：這種方法可以讓我們得到「台灣的孩子都喜歡戴眼鏡」、「鼻子凸出的目的是為了想戴眼鏡」。各位可以觀察一下台灣小孩戴眼鏡的比例，也可以想想他的推理。

　　不管這類被稱為「方法論」的爭辯將如何發展下去，從上面的敘述，我們得知：要給經濟學下一個清楚的功能性定義，不僅困難，更容易陷入方法論之爭。於是，便有學者提出不同角度的討論方式：從歷史的記錄去看看經濟學家到底在研究什麼？這也就是把經濟學定義為「經濟學家所研究之學問」的方法。耐特(F.Knight)很早便提出這樣的觀點，可惜地他的定義被許多學者視為調皮話。甚至有人反諷地說道：「經濟學家就是研究經濟學的學者。」當然，這種反諷是錯的。耐特的說法是可行的，因為「經濟學家」即使沒有嚴格的定義，卻存在一些被公認是「經濟學家」的學者，而他們的研究方面遠超出市場方面。但是，該反諷對這問題則毫無意義，因為在未認定非市場的研究是否屬於經濟學之前，由此能明確定義出來的經濟學家將只是研究市場的學者。

　　如果我們必須從正面去了解經濟學，是否也可以從反面去了解？亦即：是否能從經濟學家不研究什麼去理解經濟學是什麼？在接受耐特的說法之前，我們先嘗試回答這問題：到底哪些問題是經濟學家不研究的？我大致歸納出來三點：

1. 經濟學家不討論物理法則。他們會以比喻的方式提到物理法則，但不會去做實驗、分析等研究。

2. 經濟學家不會只提出社會理想的內容。他們有時也會提出社會理想，但不認為社會必須該如此不可，而是思考該如何實現此理想。

3. 經濟學家不分析個別人的行為。就如前述，這屬於心理學的領域。但這不等於說經濟學家必定先假定一般性之生命目的存在，或侷限於一致性的「經濟理性」行為。

　　明顯地，我們無法從反面行為去完整地了解經濟學，因為存在一些甚為模糊的領域，如歷史的教訓、數學分析、統計分析、田野調查等，很難說是否為經濟學家不討論或要討論的範圍。



四、

　　如果存在上述的模糊領域，那麼直接從經濟學家的研究範圍去了解經濟學，也將同樣難有定論。因此，我必須加上一條假設，亦即認為經濟學就如同其他學科，都有其傳承脈絡可循。於是，不論是繼承、發展、甚至集大成、革命等工作，都必須尋此脈絡方能列入觀察。也就是說，即使同一位學者，其作為若與該脈絡無關之研究，亦得排除。

　　我相信以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原富》作為標定該脈絡的基準點，爭議應較少。當然，該書出版之前，早已經存在英格蘭的重商主義、蘇格蘭的休默、法國的重農主義等經濟學說。因此，在我們稱呼亞當史密斯為「經濟學之父」之時，便已經心存偏見了。（暫不多談）

　　經濟學界都熟悉《原富》的歷史意義：解決啟蒙時期的自由思想與新興國家概念之間的矛盾。他提出的論述是：在市場機制下，個人追逐自利的結果，不僅創造個人財富，國家也因而富裕。



【回邱澎生】黃 春興 2000/6/3



　　看完〈市場、法律與人情〉後，大略寫了一些，算是我的意見，也可作為〈經濟學是什麼？〉的部份補正。



　　市場交易(exchange)與互惠往來(reciprocity)的優先性及獨立性，一直是社會經濟學中的爭議話題。個人認為導致這些爭議的原因之一，在於這兩行為並未清楚地被區分。

　　以個人對奧地利學派的瞭解，要區分這兩行為必須從「以物易物」(barter)的直接交換開始談起。直接交換是指人們取得某種財物的動機純是直接消費，而不是為了再轉手換取第三物。在無任何制度形成之前，以物易物必須克服慾望雙重交會的困難，因此它的發生便彷如天空兩朵雲彩的交會。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交會碰撞出來的火花，而不是交會本身。

　　以物易物是立即的交換，可以看成是不存在時間的行為。我們若視以物易物為一段模糊的分割界線，它的左方會是互惠往來，而右方是市場交易。這條向量線指的是人稱關係。人稱關係在以物易物的角色是模糊的。但是，互惠往來在定義上是以人稱關係為主；至於市場交易，底下我要強調的是它以非人稱關係為主。

　　這段模糊界線不存在時間，但很特殊地，以它為界的兩邊都脫離不了時間。互惠往來不是立即進行的交換，而是在收與回之間存在一段時間(Moses: Gift)。排除以物易物的市場交易亦以時間為主導，因為至少有一方取得交易物的動機在於「便利下一次的交易」。時間存在於這兩次交易之間。奧地利學派將這種「為了便利下一次交易而取得的財物」稱為「貨幣」。於是，（以物易物之外的）市場交易中便至少有一方是為了取得貨幣。既然每次的市場交易都有一方為了取得貨幣，市場交易和取得貨幣本質上是一體的兩面。相反地，另一邊的互惠往來則不牽涉貨幣。所以，市場交易與互惠往來的差別，在於貨幣和非貨幣的交換行為。

　　或許我得先說明一下貨幣的屬性。時間是它的第一屬性，因為持有貨幣是為了便利下一次的交易。第二個屬性是「非人稱」，因為持有貨幣是為了再去交換第三物。非人稱的屬性區別了市場交易和互惠往來兩行為。貨幣的第三屬性則帶有量化的味道，雖然這量化只具主觀意義，也就是其未來價值的可預期性。這屬性區別了市場交易與來自權力的重分配。這三屬性可通稱為「市場性」(marketability/ Menger: Money)。

　　由於市場交易的意義在於取得貨幣，「市場地」(market place)就只不過是觀察的時地特徵，這和貨幣的形式屬於歷史和地理因素一樣，其經濟意義不多。

　　再回到以物易物。由於雙方都是為了直接享用，故不存在時間的內容。在此場合，影響交換的形式和條件的因素甚多，也相當隨機，從人情壓力到急迫性都可能。或許這樣，故出現「市場交易鑲嵌於互惠往來」或「互惠往來鑲嵌於市場交易」的爭議。但這兩者都不對。人稱關係與非人稱關係是互斥的。

　　偶然相逢而碰撞出的火花，有時也會燎原。在以物易物的場合中，雖然雙方都是為了直接消費，但在某些情境下，可能出現某一方將交換來的財物再行交換出去。無意中，他改變了原持有的動機，為自己「創造」並短期地保有了貨幣。以物易物也就成了市場交易。

　　持有貨幣既然是為了便利下一次的交易，換成流行術語，便是為了降低交易成本。若借用新制度學的用語，貨幣也就成了一種制度，因為制度的內容便是交易成本。其實，奧地利學派一直就將貨幣看成是一種制度。

　　貨幣是制度，取得貨幣與貨幣的移轉是制度的運作。因此，市場交易自然是制度的運作，市場也就是制度。

　　制度運作指向個人的行為，而制度則是對社會中眾多個人行為的總稱。社會不是沙堆，故制度運作之間會存在協調(coordinate)的規則(rules)。在將規則視為制度內容方面，奧地利學派與新制度學派相同。但前者更強調規則與個人行為（也就是制度運作）的關係。個人對於制度運作之能降低交易成本的預期是建立在對方的反應行為的可預期上。藉著示範和說服效果，規則讓人們儘量降低在預期對方行為上的差錯。

　　以貨幣（作為制度）為例。個人對該貨幣價值的預期有程度上的差異，故其對規則的認同和遵守程度也就不一致。也就是說，個人對於制度能為他降低交易成本的看法不一。

　　規則一方面降低個人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藉著示範和說服效果，吸收更多的人參與該社會。規則的順利運作有助於社會的成長，市場自是一例。

　　值得注意地，互惠往來在作為制度方面，也依然包括制度運作（如送禮、孝養）和規則（禮尚往來、守喪）。但是，既然互惠往來以人稱關係為要件，個人在運作此制度時便較市場交易多出了可以直接面對面溝通的機會（不談權力）。因此，規則的重要性，在互惠往來反不如在市場交易。

　　由於互惠往來與人類社會的同步成形，市場交易在形成之初會選擇性地附著互惠往來的某些規則。這是毫無疑問的，市場交易是個人行為，個人要如何降低他的交易成本自有其算盤。既然人稱關係已經存在，為何不利用此資源？於是，初期的市場交易多是以人稱關係為「載具」(carrier)，但不是「鑲嵌於」人際關係。

　　互惠往來的合作規模，受限於人們維繫人稱關係的能力和資源。一但市場交易鑲嵌於人稱關係這一載具上，它的合作規模也隨之受到侷限。由於歷史因素，市場交易在初期或許會依靠人稱關係，但是當其規模發展到人稱關係的極限時，其非人稱關係的本質理應朝著脫離此限制的方向發展。除非這時存在外來權力的束縛，否則市場交易會逐漸拋棄這已不符身形的舊載具。

　　奧地利學派在處理歷史資料的態度，與其處理統計數字是一樣地戒慎恐懼。奧地利學派關注個人對制度的順從，也同樣關注其對制度的挑戰。就市場交易而言，或許我們可以從歷史資料中理出它曾依附在互惠往來的過程，但卻不能論斷它是鑲嵌於人稱關係之內。我相信必然存在蛛絲馬跡，顯示著來自傳統意識形態及其權力的壓制，以及非人稱關係曾有過的掙扎。

轉載自黃春興的網站

[轉錄] 什麼是經濟學？

　　書桌上見到一篇文章，不知是誰傳來的，是林行止三月五日發表的《經濟問題經濟學家沉默是金》。不用讀內容了︰文章題目說是悲劇，而我是不看悲劇的。

　　今天的經濟學的確是悲劇。相比之下，故老相傳的dismal science算是喜劇了。發生了些什麼事？說來話長，可以寫一本書。沒有什麼意思吧。這裡簡略地說說。

　　要從兩個怪現象說起。其一是四十年前史德拉（George Stigler）對我說的。他說︰「史提芬，你對一個門外漢說自己是學物理的，他會回應︰物理學我不懂。跟著不會再說下去。化學如是，生物學如是，所有自然科學皆如是。但如果你說自己是個經濟學家，門外漢會回應︰經濟學我不懂。然後他會不斷地說下去，滔滔不絕地申述他的偉論。」史前輩指出的怪現象不難明白︰經濟學要解釋的是人的行為，任何門外漢都是人，認為可以解釋自己，也認為自己的喜好是他人的喜好，推而廣之，世界要不是萬惡不赦，就應該是如此這般了。

　　第二個怪現象更怪，是我發現的。高樓大廈是由建築師及工程師建造的。沒有學過建築的絕頂天才，親自設計及建造一間只五層高的樓宇，你有膽住進去嗎？火箭飛到月亮去是基於物理學家的知識。數十個沒有學過的天才，花鉅資監製升空火箭，你敢賭多少錢該火箭會成功地飛到月亮去呢？我給你一兆博一，賭這火箭飛不到月亮，你有膽下注嗎？

　　如下是經濟學家的困境。朱鎔基這個人（其實不止他一個，只是此君比較突出），據說是從清華讀工科出身的，連經濟本科也沒有讀過。然而，此君也，在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九十年代把經濟搞起來，創造了我說過多次的中國奇跡。如果經濟學的諾貝爾獎是頒給在實踐上改進了貧苦人家的生活，所有獲經濟學的諾獎得主的貢獻加起來比不上一個鄧小平，比不上一個朱鎔基……而這些經濟改革的大師們是不懂經濟「學」的！

　　上述的兩個怪現象可以局部解釋為什麼我們今天不知道「經濟學」是怎麼的一回事。佛利民說得對：一個對經濟感受好的人，沒有學過，對經濟的看法往往遠比一個飽讀經書的經濟學教授為高。這裡我不妨補充：論到經濟政策的推行，政治上需要的是另一種智慧。當年經濟學問絕頂的費沙就敗北頻頻也。今天不少人認為，佛利民是百年來對世界影響最大的經濟學者。真的嗎？佛老提出的學券制，推呀推，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半個多世紀過去，今天還是得個桔。

　　我是搞經濟科學解釋的。是個有趣的小天地。因為科學的方法明確，其範疇是比較清楚的。雖然大多數說是搞科學解釋的人屬魚目混珠，但有識之士只要能坐下來商討，哪些是魚目哪些是珠還是可以客觀地分開。不容易，但可以。比較麻煩的，是好些稱得上是經濟大師的，他們搞的學問其實是哲學，有點宗教味道。好比大名鼎鼎的海耶克，沒有發表過一篇算得上是科學解釋之作——可以驗證的假說他沒有提出過。不是說海耶克不偉大。他走的路要成功很困難，何況要論時勢造英雄。另一些對我有影響的經濟學者，例如德姆塞茨，也是不搞假說驗證的。這些人要改進世界，比我偉大，對香港的酒家一元一隻雞這種瑣碎現象毫無興趣。我偏偏是為了找尋這些瑣碎現象而在街頭巷尾跑，不斷地嘗試以經濟科學的方法作解釋，理論簡化了，概念掌握了，運用熟習了，就用同樣的方法去解釋遠為重大的現象。

　　我出自六十年代的洛杉磯加大及芝加哥大學，是當時高舉市場經濟的兩所殿堂。奇怪是除了一兩篇海耶克的文章在讀物表上見到，那十年我沒有聽過任何老師或同事或同學提到海耶克的名字。當時這兩家大學重視的是經濟的科學解釋，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是每天必有的話題。輪到寫博士論文時，我知道要過關只能從解釋現象那方面入手。今天回顧，從驗證假說的角度看，佛利民一九五七的《消費函數理論》之後，六十年代的經濟學是最多驗證假說的時期。這個發展到了七十年代後期日漸式微，而跟著就是無從驗證的博弈理論的發展了。

　　有不少理由解釋六十年代的潮流只曇花一現。電腦的發達協助統計學的回歸分析，左右了思想的方向。這種節省時間的玩意往往自欺欺人，利用數字說故事。越戰是個問題，為了生計助理教授大吵大鬧，迫使大學紛紛轉用文章數量來衡量學問，而多用方程式容易發表。反托拉斯、金融行業與政府的顧問工作也是問題，因為這幾方面的收入比搞什麼驗證假說的高相當多。

　　歸納起來是說，經濟解釋這門學問不值錢。與自然科學相比，經濟科學（即解釋或假說驗證）是淺的，找到答案一般簡單。困難是經濟學的假說驗證沒有人造的實驗室，要明白實情只能到真實世界調查。這種調查一律麻煩，有時花上幾年時間所獲甚少。政府或機構發表的數字通常有問號，而懇求產出數字的機構解釋，不容易獲得滿意的答案。實地調查要講經驗，也要懂得一眼關七。沒有嘗試過的不容易知道從何入手，而大學老師不要求學子作實地調查，因為經費出不起。

　　經濟解釋是有趣的學問，足以令從事者廢寢忘餐。可惜賣不起錢。我是幸運的。在加大作學生時老師們不斷地鼓勵這方面的興趣，博士後在芝大跟那裏的大師為友。一九六九轉到西雅圖華大，同事們很想知道我正在調查的是些什麼，我樂得誇誇其談一下。初出道就獲得大學的終生雇用合約，有助。當時華大的經濟系主任諾斯說，我的薪酬由院長決定，沒有誰管得著，發表文章多少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也是運情，當時有兩家學報的編輯偏愛我的文章，不用評審，就是評審也是投稿前說明必登。事實上，好些文稿還沒有寫好，學報的編輯聽到風聲，預訂了。再另一方面，當年的研究金是不難獲得的。

　　這樣的際遇讓我集中于自己有興趣的題材，而此集中也，永遠是解釋我自己認為是有趣的現象。一九七三發表了《蜜蜂的神話》，行內的朋友認為我的調查工作做得認真嚴謹，用不著審查復核了。話得說回來，今天我每星期寫兩篇二千多字的專欄，引用的資料多，不可能全對。要錯得少，三個月寫一篇是很快的速度了。

　　回頭說林行止的文章題目，說「經濟學家沉默是金」，有待商榷。什麼是經濟學？差不多什麼都是！任何找尋生計的人都是經濟學家。這些日子因為地球的金融之災，我讀到他家的經濟分析文字比過去的二十年還要多。除了幾篇有含金量，其他我讀不懂。沒有假說含意可以驗證的思維，老人家要不是沒有興趣，就是跟不上。

轉載自張五常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