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戰爭論譯序

　　本文為軍事譯粹社於一九八零年出版的《戰爭論》中譯本的譯者序言，這本書可能是鈕老師一生中最重要的譯作。鈕老師在文中提到：「雖不說是標準的中譯本，至少就目前而言要算是最佳的中譯本。」事實上，即使仍有若干缺陷，我相信這一版的中譯本到今天仍然是最好的。

　　這篇文章包含鈕老師對嚴復翻譯理論的見解，及鈕老師本人從事翻譯的原則，並且說明了翻譯本書的動機與目的。可惜本書早已絕版，軍事譯粹社也不復存焉，會接觸《戰爭論》的人已經是少之又少，在這些人當中曾經閱讀此一譯本的人更是幾稀。這一篇文章若是就此埋沒，實在是可惜之事。今天應該已經不會有版權的問題了，所以特別私自轉載於此，希望能夠有更多人閱讀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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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對于人類文明的進步具有極大貢獻。在任何國家之內懂得外國語文而又有機會閱讀外國語文而又有機會閱讀外交書籍的人畢竟只佔其總人口中的極少數，如困沒有翻譯則思想溝通和文化交流將不可能。但翻譯並非一件輕鬆的事情，那的確是相當困難，而且還要求非常認真的工作態度。

　　翻譯也並非人人可得而為之的事情，要想從事翻譯工作的人至少應該具備下述三種條件：（一）對于其所翻譯的兩種語文必須精通，有時更需了解有關的其他語文；（二）對于所譯的內容必須完全了解，具有真正專家的程而不能假充內行；（三）必須有高度的智慧和豐富的常識，必始能觸類傍通，譯得恰到好處而不至于鬧笑話。以上所云還只是指一般書刊的譯者而言，如果想譯具有高度學術水準的世界名著，則所需要的條件也就必須更嚴格，尤其是以第二項為然。

　　能夠達到這種標準的譯者並不多，所以譯出來的書雖然汗牛充棟，但嚴格的說，卻是好的少而壞的多。所謂好與壞的標準又應如何確定？嚴幾道（復）所說的「信達雅」三字到今天還是為人所樂道。簡言之，照一般人的想法，能夠「信達雅」的就是好，不能夠的就是壞。然則這三個字又應如何解釋？這似乎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請先看嚴氏自己的說法：「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以上所云僅限于信達二字，對于雅字嚴氏又有解釋如下：「易曰『修辭立誠』（信），子曰『辭達而已』（達），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雅）。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

　　上面這些引述非常重要，假使不曾看過則也就不能了解嚴氏所謂「信達雅」的真正意義。概括的說，所謂「信達與我們今天的一般解釋尚無太多區別，不過他所主張的如何達到「信達」標準的譯法又還是和我們現在的想法不同，這且留在下文中再討論。在此必須提醒大家注意的卻是其對于「雅」的解釋。

　　嚴氏所說的「雅」就是典雅的古文，他認為必須用那樣的文體來譯書，否則就是「言之無文」，于是也就會「行之不遠」（不能流傳）。他自己又還這樣說：「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根據這些原始資料，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雅」字是大有商榷之餘地。（註：嚴　氏原文均引自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明倫出版社印行。）

　　嚴氏所謂的「雅」就是要用「漢以前字法句法」，若照個標準來評估，則所有現代譯品應該都是俗不堪耐，至少沒有一件是夠雅的了。嚴氏又有一種奇怪的想法，認為用古文反而易于表達西方語文的原意，更是令人感到莫測高深。

　　我們不必對嚴氏的理論作太多的批評，但可用事實來證明他的錯誤，那就是他本人所譯的書的確譯得很壞，既不信又不達。其原因有兩點。第一點就是深受此種求雅動機的限制。他一心只想把古文做好，而忽視了其主要任務──翻譯。他自己埋怨著說：「行文欲求雅，有不可闌入之字，改竄則失真，因任則傷潔。為了這種困難，他曾向當時的古文大師吳汝綸（不通西文）求教，後者的答復是「與其傷潔，毋寧失真。」由此可以看出雅（潔）與信（真）是很難可存。

　　第二點也許更重要，那就是嚴氏所採取的譯法也大有疑問。他說：「原書文理頗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譯，必至難索解人；故不得不略為傎（顛）倒，此亦中文譯西書定法也。」又說：「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傎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背）本文。」又說：「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令仿此為譯則恐必不可通。」

　　今天我們做翻譯工作的人有一條公認的規律，那就是雖然不一定要「字對字」（字比），但一定要「句對句」（句次），所以很諷刺，想不到今天我們所採取的正確路線也正是他所認為行不通的路線。反而言之，用嚴氏所主張的方式來譯書，其結果也就自然是既不又不達。所謂不信者是指其與原文根本不符合，所謂不達者是不僅很少有人能看得懂，而且即令能懂，所懂的也只是嚴氏本人的文章，那與原著相差可能在十萬八千里以外。

　　所以一向被人推崇的「譯界祖師」嚴幾道先生所什的事情根本就不是翻譯。其至于他自己也說：「題曰達恉，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總結言之，嚴氏對于翻譯這一行的貢獻實遠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重大，而「信達雅」之說雖常為人所引用，但至少就嚴氏的原意來解釋，用來作為衡量現代譯品的標準也並不完全適當。本來時代是進步的。嚴氏是十九世紀末葉的人，即令在當時化的思想和文章可以算是開風氣之先，但到今天（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有許多地方會變得不合時宜，這也是自然之理，實不足怪。然則我們在今天又應用什麼標準去衡量譯品的好壞呢？我們人也認為有三項標準：（一）信賴（Reliable），（二）可讀（Readable），（三）負責（Responsible）。因為這三個觀念的英文字都是以Ｒ為首，所以我就把它們簡稱為「三Ｒ原則」。現在就簡釋如下：

　　（一）「信賴」與「信達雅」的「信」固然是非常接近，但意義並不完全相同。所謂「信」者，其意義就是不失原文的真象，換言之，也就是說譯文與原文的差異僅為文字之不同，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應該是完全一樣。更進一步說，如果譯本能夠達到這樣的標準，則讀者雖不讀原書而只讀譯本，其所獲得的知識和印象應該是和讀原本時幾乎完全一樣──這自然只是理論，事實上，其間多少總還是有一點差異，但這種差異又至少應該不太重要。合于這樣標準的譯本也就可以獲得讀者的「信賴」，那也就是說讀者相信這種翻譯是可靠的，他雖然不懂原文也未讀原書，但他却敢于相信讀了譯本之後，其收獲是和讀原本時玉少是並無太大的差異。所以「信」是對原文而言，「信賴」是對讀者而言。前者也可以算是後者的先決條件。一本好的譯作必須具有「可靠性」（Reliability），也就是說它應能獲得讀者的信賴。

　　（二）「可讀」與「信達雅」中的「達」也很接近，但其間也有微妙的差異。所謂「達」，其意義就是「表達」，那也就是說譯者自信已用翻譯的手段把原文的意義完全表達出來了。儘管譯者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像嚴幾道先生那樣），自問已經把原意表達無遺，但他能否通過讀者的考驗，那又是另外一個問題。必須讀者認為可讀，然後才能算是真正的「達」了－僅憑譯者自己的認定還是不夠。所以「達」是主觀的，事實上，任何譯者也幾乎都自認為其譯品己將原意表達無遺；而「可讀卻是客觀的，必須讀者認為是可讀，才是真正的可讀。一件好的譯品必須有高度的「可讀性」（Readability），不僅是譯者自認為「辭達而已」。

　　（三）譯者在從事翻譯時必須保持一種「負責」的態度，也就是說他負有一種「責任」（Responsibility），這又可以分三方面來說：他必須對原作者負責，他必須對讀者負責，同時他也應對他自己負責。所以翻譯是一件非常認真（serious）的工作，譯者必須鄭重其事而不可掉以輕心。假使犯了錯誤，也就對不起原作者，對不起讀者，甚至于也對不起自己。尤其是假使讀者是不懂外文的，想透過譯本以來吸收外來的學識，如果譯得不忠實，則這種行為也就無異於詐欺。所以好的譯品必須具有高度的責任感。任何譯者在著手翻譯某書（尤其是高水準的學術名著）之前，必須鄭重考慮自己的能力是否勝任，而不可率爾操瓠，以至于自誤誤人。

　　以上所云都是有關譯事基本原則，我在這裡提出也正是藉以說明我譯這本書－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時所採取的態度，和希望達到的標準。

　　今天在台灣，我應該可以算是一位老牌的「職業翻譯家」（professional translator），雖然我還不敢說是第一位資深的。從「軍事譯粹」創刊算起，我做這種工作並以軍事和戰略為主要領域的時間是已經屆滿二十八年（軍事譯粹創刊于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一日）。把過去從事翻譯工作的時間也加入計算，則我敢大膽的說我已經是積四十年之經驗了。雖然有這樣長久的工作經驗，而且所譯的字數究竟有多少萬言，連我自己也都搞不清楚。但是嚴格說來，其中可以算是譯很好的作品並不太多，尤其是到了今天，我的確常有「悔其少作」之感。因此，到了垂暮之年（我生于民國二年已經年近七十），的確想再譯幾本較好的作品，這樣也許才可以不負「老牌」或「首席」的虛名。這也就是我決心重譯「戰爭論」的理由。談到「戰爭論」的翻譯，這已經是第三次，也是我自認為最認真的一次（關于我過去翻譯戰爭論的經過可以參看本書附錄：「戰爭論精華譯者序言」）。

　　為什麼我不譯其他的名著而願把一年多的時間用在這本書上呢？主要的是因為這是一本真正的不朽傑作而且也的確值得研讀，但却非常遺憾，國內始終還是不曾有一本好的全譯本。這又並非完全是因為過去譯得不好，當然譯得不算好也是事實（我個人也有責任）。不過，主要的原因却是所翻譯的原本本身出了問題。過去所譯的原本都是經過竄改的第二版，而並非一八三二年的第一版，只有一版才完全是克勞塞維茨的手筆，才能真正代表他的思想（詳細說明見本書原序，導言，及附錄）。

　　此外，我也還有一個私人性的動機。我這個人雖然讀書千卷，譯著等身，假使今天死去，也還是與草末同朽，這一點微名也許過了三年五載就再也一有人知道了。但我若把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好好的譯成中文，雖不說是標準的中譯本，至少就目前而言要算是最佳的中譯本。則今後有人讀這本中文的「戰爭論」一定也就會連想到譯者是誰了。換言之，我是希望能附驥尾以求不朽。照我個人判斷，即令在三百年後，「戰爭論」這本書也還是會有人讀。

　　僅憑這一點私心，讀者即應能想像我對不這本書的翻譯是看得如何認真。誠然，就翻譯而言，我應該夠資格說得上是駕輕就熟，但事實上，在翻譯的過程中我還是遭遇到不少的困難，尤其有些地方也不敢自認為滿意。在此又有兩點必須向讀者說明：

　　第一這是一本從外國文翻譯出來的書，所以在形式上和語法上都受到原文的限制。尤其是所譯的是像「戰爭論」這樣的經典名著，譯者真是戰戰兢兢，生怕對原文有失真之處，不特不敢任意增減，而且也的確感到心理上的壓迫。有時文字不免生硬，辭意不免隱晦，那也是毫無辦法，因為原文本來就是如此。但我希望能做到的是讓讀者能夠接觸克勞塞茨本人的思想，那是一點都沒有摻假的，至于了解上的困難，即令在讀原書時也是同樣的無法避免。還有所謂「中文化」者就翻譯而言也有一定的限度，若超過那種限度則也就不成其為翻譯了。

　　第二是一種更難克服的先天困難，任何兩種語文之間多少都有一點差異，當然，同一語系的，這種差異也就比較小，例如在德文與英文之間就是如此；但在中文與西方文字之間的差異却相當巨大。對于這種先天的差異，譯者無論如何努力也都是不能完全克服。不過所幸我們近來對于西方的語法已經逐漸習慣，所以這種困難也就不像過去那樣嚴重了。以上二點是譯本書時所遭遇的主要困難，特別在此提出，希望讓讀者能先有一個心理上的準備，這樣也就反而可以幫助他的了解。

　　我翻譯這本書時的確付出了不少的心血，但本社為了出版這本書所作的努力可能還要更艱巨。這完全應歸功于本社社長文忠輝先生。我早就曾經告訴大家（在「戰略思想與歷史教訓」的序言中）：我是一個道地的書呆子，本社的業務近年來完全是靠他一人支持。而他在非常艱苦的環境中居然還能將這樣一本巨著付之出版，其魄力的雄厚和毅力的堅忍，實在是令人佩服。如果沒有他的努力則本書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版，所以我應該向他表示由衷的謝意。

　　今年正是克勞塞維茨誕生二百周年紀念之年，也是人類歷史跨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起點，同時又是我中華民國的自強年。所以本社出版這一本巨著實寓有深意在焉。我誠懇的希望這本書不僅能夠將這位兵學大師的思想介紹國人，而且還能提供啟示，幫助我們迎接未來的挑戰，和指引我們走向自強復國的康莊大道。

鈕先鍾序于台北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元旦